湖南省株洲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株政办发［2004］5号



株洲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发布《株洲市建设工程装饰装修招标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局、办，各直属机构：
《株洲市建设工程装饰装修招标实施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OO四年二月十日

株洲市建设工程装饰装修招标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我市建设工程装饰装修招标投标管理，保护招标投标者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建设工程装饰装修是指为建筑物、构筑物内、外空间达到一定的环境质量要求，使用装饰装修材料，对建筑物、构筑物外表和内部进行修饰处理的建设活动。包括新建、扩建、改建等。
第四条 建设工程装饰装修应当达到适用、安全、经济、美观的要求，并符合城市规划、消防等有关规定和标准。
第五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投资额在30万元（含30万元）以上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建设工程装饰装修必须进行招标。
（一）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
（二）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的项目；
（三）国家融资的项目；
（四）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
第六条 株洲市招标投标管理局负责本市建设工程装饰装修项目的招标投标管理工作，依法对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受理投诉，查处招标投标中的违法行为。
第七条 参与投标的装饰装修企业必须具有与招标工程规模相适应的资质等级。
第八条 招标单位具备自行招标条件的可以自行组织建设工程装饰装修项目招标。不具备自行招标条件的招标单位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招标代理机构办理招标。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单位自行办理招标事宜的，应当在发布招标公告或者发出投标邀请书5日前持有关工程资料向株洲市招标投标管理局办理备案，招标人委托招标代理机构进行招标的，招标人应当在委托合同签定后15日内，持有关材料到株洲市招标投标管理局备案。
第九条 建设工程装饰装修招标方式分为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
必须进行建设工程装饰装修招标的项目，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国有资金投资占控股或主导地位的，应当公开招标。
招标单位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应当在指定的媒体发布招标公告。
招标单位采用邀请招标方式的，应当向三个或三个以上具备相应资质的装饰装修企业发出投标邀请书。
招标公告和投标邀请书应当载明招标单位的名称和地址、招标项目的性质和数量、实施地点和时间以及获取招标文件的办法等事件。
第十条 建设工程装饰装修招标应当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招标单位提交报建资料报株洲市招标投标管理局审查备案。凡是国债项目、重点工程项目和财政投资的装修工程项目，须提交发展计划部门的有关资料；凡涉及到政府采购范围内的装修工程项目，须提交财政部门的政府采购计划等有关资料；
（二）编制招标文件，发布招标公告或投标邀请书；
（三）对投标单位进行资格预审；
（四）发放招标文件，组织现场踏勘和招标答疑；
（五）开标、评标、定标；
（六）公示预中标人，并报请备案；
（七）发出中标通知书；
（八）签定建设工程委托装饰装修合同；
第十一条 招标文件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概况：包括项目的建设规模、地址、总投资、资金来源、现场条件、工期要求、质量标准等；
（二）招标方式及参加投标单位的资格与条件；
（三）工程的技术要求和设计文件；
（四）投标函的格式及附录；
（五）拟签定合同的主要条款；
（六）投标须知；
（七）设计文件、资料和必要的施工图纸。
第十二条 投标文件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投标函；
（二）施工组织设计或者施工方案；
（三）报价；
（四）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十三条 投标单位应当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招标单位收到投标文件后，应当签收保存，开标前不得开启。投标单位少于三个的，招标单位应当依法重新组织招标。
在招标文件规定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后送达的投标文件，招标单位应当拒收。
第十四条 建设工程装饰装修活动，由招标单位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组织，接受株洲市招标投标管理局监督。
第十五条 评标由评标委员会负责。评标委员会由招标单位的代表和有关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组成，成员为五人以上单数，其中经济技术专家不能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参加评标的专家人选一般在开标前1小时内，由招标单位随机抽取确定，与招标单位有利害关系的人不得进入该项目的评标委员会。评标委员会负责人由招标单位确定或由评标委员会推选产生。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在中标结果确定前应当保密。
第十六条 开标由招标单位主持，所有投标人及相关行政监督部门参加。开标过程应当记录并备案。
第十七条 投标书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按无效投标处理：
（一）投标单位未按时参加开标会议或虽参加会议但未出示有效证件者；
（二）投标书未按规定的方式密封者；
（三）投标书未加盖单位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印章者；
（四）投标书字迹模糊，辩认不清的。
第十八条 评标办法应当在招标文件中明确，开标后不得更改。
第十九条 参加建设工程装饰装修活动投标的潜在投标人，不得安排同一项目负责人或者重要技术人员同时参加两个或两个以上建设工程装饰装修招标项目的投标。
第二十条 招标单位根据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书面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标候选单位确定预中标单位，招标单位也可以授权评标委员会直接确定预中标单位。
第二十一条 评标委员会经评审可以否决所有投标，所有投标被否决的，招标单位应当依法重新组织招标。
评标定标工作应当在开标会议后三十日内完成。
第二十二条 评标定标确定的预中标单位应当公示，公示期为三天。招标人应当在公示期满之日起十天内确定中标人。
第二十三条 中标单位确定后，招标单位应当向中标单位发出书面中标通知书。
第二十四条 招标单位和中标单位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招标文件和中标单位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招标单位和中标单位不得另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
招标单位和中标单位订立的书面合同应当报株洲市招标投标管理局备案。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规定必须招标项目以外的招标活动，可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株洲市招标投标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由《证据的叹息》看犯罪“故意”问题
——由余英与杨英之间的伤害案说起

杨德寿/郑州怡龙律师事务所


摘要：一起发生在两个好朋友之间的伤害案一波三折，甚至引起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的关注。然而，无论从一、二审法院的审理还是从《今日说法：证据的叹息》的讨论，都未涉及到本案最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故意”问题。法律上的“故意”不能脱离行为人所能预见到的后果而孤立地进行解释，“故意推”不等于“故意推倒”，更不等于“故意伤害”。此外，本文附带提到有关司法机关执法人员的素质问题，并对这一问题表示忧虑。
关键词：故意，故意推，故意推倒，故意伤害，证据。

一、概述
中央电视台近期《今日说法》分两期报道一起案例《证据的叹息》。就该案件本身所涉及的刑法理论问题、民法理论问题以及司法人员的素质问题，不能不引起本人的深思和忧虑。为了更清楚地就本案展开讨论，作者不得不花费较多的笔墨将本案事情发生的结果（因过程有争议）、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以及两级法院审理过程中对这些证据的态度以及判决结果等交待如下：

二、本案之伤害结果、以及一、二审刑事诉讼过程①
四川省阆中市的余英和杨英原是好朋友，1999年11月8日中午，杨英路经余英的小卖部时说自己还没吃早饭，想向余英借点钱，正好杨英以前买过9元钱的鸡蛋送给余英，所以余英说你不用借，我把鸡蛋钱还给你就是了，并拿出了10块钱给杨英。而杨英只要9块，不要10块，余英说多1块钱没关系，不用那么客气，二人就这样相互谦让着。突然，杨英从小卖部的台阶上摔了下来。余英和丈夫赶紧叫了一辆三轮车将杨英送到了阆中市人民医院。经诊断，杨英右腿粉碎性骨折，需住院治疗。
杨英入院时身上没有钱，父母也去了外地，她便请求余英夫妇先垫付医药费。余英夫妇向杨英伸出了援助之手。后来，因支付不起医药费，余英欲将摔伤的杨英转到另一所医院，杨英也写了转院申请。申请的第一行写道：我因不慎跌伤到医院治疗。就在余英夫妇将杨英转到另一家医院的同时，杨英的父母也回来了。而本想松口气的余英夫妇，此时却听到了令他们震惊的消息，杨英四处散布自己是被开小卖部的余英故意推倒的。
之后，余英夫妇一气之下将杨英告上法庭，要求杨英偿还为其垫付的医药费2500元。从此，双方在是好人好事还是故意推伤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执，为此反目成仇。2001年，杨英以被余英故意推伤为由向公安局报案。2001年11月，阆中市检察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将余英起诉到阆中市人民法院。检察院认为此案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案发时的真相，但他们收集的三个间接证据已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杨英是被余英推倒致伤的。这三个间接证据是：1、杨英的原始病例；2、与杨英住在同一个病室的邢邵阳、李兰英夫妇的证言；3、医院的护士李逾的证言。
原始病历上有杨英入院前两小时被他人推倒的记录，但记者又在另一份病例上看到了杨英是因不慎摔倒而住院的，而且这两份病例都是同一个医生写的。这位医生在一份调查笔录中说，杨英说话很反复，一次说是被人推倒的，一次又说是自己摔倒的。邢邵阳、李兰英夫妇的证言，他们证明杨英写的那份自己不小心摔倒与他人无关的说明，是被余英逼着写的，而余英的律师赵刚却说这是一份伪证，调查显示这对夫妇接受了杨英的钱物。护士李逾的证言证实，她去看杨英的时候，杨英向她哭诉，说是余英把她推倒在地。李逾的证言也是通过杨英口述得来的。记者曾意外得到一份李逾亲笔写的书面声明。李逾写到，我对这件事根本不清楚，派出所取证时，我差不多每句都用了估计或可能之类的话，但取证人员根本没有将这些字写上去。因我和余英关系不好，所以取证人员坚持没写估计之类的话时，我也没有深究便签了字。
就在检察机关提交的这些间接证据倍受置疑的情况下，余英的辩护律师赵刚却说当时有两个人目击了事发的全过程，并已做了书面证言。一个目击者是民工岳中伟，另一个是审计局干部官承权。由于岳中伟到外地打工去了，记者没能采访到他。只在对岳中伟的调查笔录中看到了这样的话：我经过大门口时，听到一个女的说我只要9元，不要10元。说着就往下退，退了两个坎坎一屁股就倒下去了。当时岳中伟停留在大门口处，对面十几米远就是事发现场。余英家的小卖部按理说应该能看得很清楚，但这份证言竟未被采信。对此，阆中市人民检察院的理由是该笔录的调查人与本案无关，他们既不是本案的辩护人，也不是本案的其他人员。
官承权在调查笔录中这样说到：事发那天中午，我吃过午饭后在阳台上洗碗，听到外面两个女的说话。我看到柜台里的那个女的给柜台外的这个女的拿了一张钱，然后柜台外的那个女的就要离开，她转身向右向下走，脚一下子就崴了绊倒了。而且，官承权很肯定地说，是杨英自己脚踩滑了绊了的。针对官承权的证言，公安机关带着摄像机进行了现场试验，亲自到官承权家的阳台上，把镜头对准余英家的小卖部，但当时摄像却看不到小卖部中的情形，而官承权一再保证所说属实。原来，事情发生后，余英将自家的雨棚加长了约1米，而电力部门也在小卖部的右前方新栽了一根电线杆。为此，记者让余英将新加长的雨棚拆下来，在拆之前记者把摄像机架在了官承权家的阳台上。而记者就站在官承权当时所在的位置上。随着雨棚一片片地拆除，原先被新加长的雨棚遮挡住的小卖部的柜台露了出来，记者能清楚地看到柜台旁人的活动情况。而旁边的那根电线杆确实挡住了记者向下看的部分视线，然而官承权的证言法院最终也没有采信，原因是案卷里面有一份现场试验笔录，而且并没有涉及到电线杆等问题。
2002年1月，阆中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余英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而法院所依据的就是前述的三个间接证据。法院的人说，他们根据被害人(杨英)的陈述去调查了病房的医生、护士，他们和被害人(杨英)所说的一致，那么这些间接证据就印证了被害人杨英所说的是事实，当时就认定了被告人(余英)的行为构成了故意伤害罪。余英不服提起上诉，2002年6月，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判决余英犯过失致人重伤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两年。判决书认定，余英和杨英为给付鸡蛋钱在推让过程中，余英应当预见自家商店外的梯坎窄小，可能致杨英摔倒的后果。但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致杨英右腿重伤，其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二审法院所依据的仍旧是那几个间接证据，只是在定性的认识上，二审和一审产生了分歧，要认定是余英推倒的话，从证据上来看，二审觉得还欠缺。因为考虑她们两个平时关系较好，反映不出她们两个有矛盾激化。所以从这点考虑，余英较符合过失致人重伤。

三、导致杨英受到伤害的几种可能以及责任承担问题
1、杨英是被余英故意推倒后受到的伤害。
此种情况下，余英已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客观上杨英也受到了伤害，并且其伤害是由余英故意“推”的行为所造成，余英的故意行为与杨英的伤害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加害人余英是否构成犯罪？
刑法理论上，主观上的“故意”不能脱离行为人所预见到的后果而孤立地进行解释。比如，故意杀人要求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能够造成他人“死亡”的后果是明知的，对于这种结果，行为人持积极追求或放任的态度。相应地，故意伤害则要求行为人对对自己的行为能够造成他人“伤害”的后果是明知的，对于伤害的后果，行为人持积极追求或放任的态度。
就本案而言，既便余英明知她的行为能够造成杨英“摔倒”的后果，但这种后果是不足引起杨英更严重的“伤害”后果。“推倒”和“伤害”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结果。除此之外，余英既便故意推了杨英，也只能说明余英具有“推”杨英的故意，仍不能证明余英有“推倒”杨英的故意，这要看余英在隔着一个柜台的情况下，离杨英还有多远的距离，这个距离将决定余英推杨英的力度；另外，还得考虑台阶距小卖部柜台的距离以及这个台阶的高度，这种现场条件将决定杨英在被推的情况下是否能够摔倒。
为查清案件事实，我们还有必要弄清当时发生的一些细节：余英在给杨英钱的时候，余英是怎么给的？是往杨英手上塞还是往口袋里装？杨英收到这拾元钱没有？如果收到，她是如何收到的？杨英说余英推了她，那么余英是怎么推她的？是用拿钱的手还是未拿钱的手？余英推了杨英身上的那个部位？如果余英是用拿钱的手“推”杨英，是否就可以认定余英的“推”就是“推”而不是往杨英的口袋里“塞钱”？对这些过程的详细调查对分析双方陈述的真实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因为说谎的人是不可能将事件的细节编排得十分圆满的。
要证明余英是故意伤害了杨英，除了杨英在客观上受到了伤害，且这种伤害与余英的行为有因果关系，还必须证明余英有“伤害”杨英的故意。这种故意是一种主观目的，只能从加害人的主观动机和已发生的事件上进行分析。从双方原先是要好的朋友关系来看，余英不可能有伤害杨英的动机，假定有足够的已知事件证明余英“故意”推了杨英，我们还要考虑余英推杨英的力度有多大，这种力度能否导致杨英摔倒，摔倒后是否一定造成杨英粉碎性骨折或其它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伤害后果。如果能，余英构成故意伤害是可以认定的。杨英的伤害后果与其当时受到伤害的现场条件密不可分，假如小卖部前面的台阶比较高，人在没有预防的情况下摔下去，通常是会受到伤害的。这时，如果余英推杨英的力度足以使其从台阶上摔下去，认定余英故意伤害杨英是可以成立的；如果那个台阶下面是万长深渊，认定余英故意杀人也能成立。因此，既便余英是故意推杨英的，但就本案的现场条件而言，绝对不能认定余英有伤害杨英的故意。相应地，认定余英构成故意伤害罪也是错误地。
那么，这种情况下余英是否就没有任何责任了，不是的。尽管余英无需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但她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因侵权给杨英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
2、杨英的伤害是与余英相互推让的情况下摔倒造成
此种情况下，因双方均不存在伤害对方的故意，因而不存在刑事责任问题。应当说，这是一种双方均有过错的侵权行为。对于杨英受到的伤害，双方应当分担这种伤害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
3、杨英的伤害是在自己不小心的情况下摔倒造成。
在此情况下，杨英的摔倒是由自己的不小心造成，因而不属于侵权行为。余英对杨英的伤害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虽然余英家小买部前有一台阶，但这个台阶的设置并无不当。一般人不需要做过份的注意完全可以避免“摔倒”后果的发生，更不会发生“伤害”的后果。因此，作为受害人的杨英只好自认倒霉，自行承担所受伤害而造成的损失。

四、本案刑事追诉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本案在刑事追诉过程中存在的最严重问题并不象《今日说法》讨论的那样是《证据的叹息》问题，而是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关于“伤害”的故意问题。作者认为，本案应该首先关注余英故意（假定）推杨英，就当时的现场条件来看是否一定造成杨英粉碎性骨折的伤害后果？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仅就余英“故意推”的行为而言，绝对不能认定余英构成故意伤害罪，因为“故意推”与“故意伤害”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结果！相对于“故意”问题而言，《证据的叹息》所讨论的所有问题都是次要的。
抛开上述主要问题，现在讨论本案在追诉过程中发生的证据收集、提交和法庭认定等次要问题。控方提供的三个证据，其中之一即病历实为当事人陈述，且病历也是相互矛盾的；其余两个为证人证言，一个还是来自当事人陈述，另一个仅证明杨英给余英写的说明上承认自己摔倒是在被余英逼迫下所写，但事实调查得知这一证据是在证人收了杨英的钱物之后作出的。对于余英的辩护律师提供的两个目击者的证言，根据证人对余英和杨英当时所说的话的描述以及两证人当时所处位置完全可能感知余英的小卖部发生了什么，与此同时，两证人的证言为各自独立提供且能互相印证。据此，可以初步认定该两个目击者的证言是客观的（更严格的认定应当在当庭质证后）。但是，一审法院却只认定了公诉方的倍受质疑的所谓证据，而对辩护方提供的较为客观的证据不予采信。在二审中，法院所依据的仍旧是那几个间接证据，只是在定性的认识上，二审和一审产生了分歧，要认定是余英推倒的话，从证据上来看，二审觉得还欠缺。因为考虑她们两个平时关系较好，反映不出她们两个有矛盾激化。所以从这点考虑，余英较符合过失致人重伤。
这起刑事诉讼案，无论是一审还是二审，都判得莫明其妙！就一审来说，法官所采信的公诉方的证据可以说根本就不存在，而对现实存在的辩护证据又不予采信。就二审来说，因为对认定余英的故意有欠缺，就给余英定个过失致人重伤罪。
一审法院未采信目击者岳中伟的证言，应由一审法官对不采信这一证据的原因做出解释。但电视采访时，检察官却振振有辞地向记者解释不采信岳中伟证言的原因。于是，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疑问：法院审理案件以及对证据的采信是由法官进行的还是由检察官进行的？也许，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公诉人倍受质疑的证据被采信而辩护方较为客观真实的证据未被采信的真正原因。
一审法院所依据的三个间接证据，法院的人说，他们根据被害人(杨英)的陈述去调查了病房的医生、护士，他们和被害人(杨英)所说的一致，那么这些间接证据就印证了被害人杨英所说的是事实。我们不仅要问，医生和护士当时在事发现场吗？他们的证据从何而来？还不是来自受害人杨英的陈述？来自一个人的陈述怎么会不相互印证呢？
二审法官认为，余英应当预见自家商店外的梯坎窄小，可能致杨英摔倒的后果，但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致杨英右腿重伤，其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显然，这里已经将“摔倒”的后果等同于“重伤”的后果，而且二审法官甚至可以不考虑余英是否推了杨英！按照这种逻辑，如果有人被余英小卖部前的台阶拌倒摔死，二审法官说不定会给余英定个过失致人死亡罪！
这两个荒唐判决产生的原因可能有三：其一，有关办案公安干警、检察官和法官缺少最基本的法律知识，他们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证据”、什么叫犯罪“故意”！其次，司法人员面子的影响，他们为了顾及自己的面子相互照应，公安机关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惜制造更多的错误来掩盖这一个错误；最后，可能是司法腐败促成了这两个荒唐判决的产生。
从本案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公检法相互配合的非常默契，像一家人一样，而法律上的相互制约不过是写给人看的。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法官对检察官莫须有的证据或倍受质疑的证据的偏听偏信和对辩护人客观真实的证据的蔑视！

五、结语
这本是一起十分简单的民事案，但因为公安机关的介入，加上公诉机关，再到两级法院难以让人信服的判决，使其变得十分复杂！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之后，如果检察官或法院能够对刑法的基本概念“故意”有一个准确的理解，余英也不会有承担刑事责任之说。这里面折射出的一系列问题值得人们深思。除此之外，公检法有关人员对本案证据的处理也反映出不少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在，执法者还不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其次，在他们的观念里，公检法还是一家人，相互照顾的多相互监督的少，还表现出对被告人和辩护律师的蔑视。

杨德寿
2002年9月23～25日
单位：郑州怡龙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