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中被矫正人员隐私权
与社区公民知情权的衡量
毛娜
摘要：社区矫正作为试点已在我国大部分省市热火朝天的开展着，这一与世界发达国家接轨的先进的行刑方式在我国的植入，给我国的刑事法学领域带来了诸多的问题，其中理论工作者和广大群众都比较关心的就是如何对待矫正犯人，矫正犯人在社区中的权利，社区群众的权利将如何保障的问题。罪犯隐私权和公民知情权间的冲突是我们这篇文章所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罪犯隐私权 公民知情权 社区矫正 利益平衡

一． 从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看其性质
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对社区矫正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或裁定规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在这个概念中，明确的指。出了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在试点工作中“专门的国家机关”主要指：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法院、检察院。“相关的社会团体”主要指街道居委会、工会、共青团、妇联等。“民间组织”：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从一般意义来讲民间组织是对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总称。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社会志愿者”主要包括社区服务人员、专家学者、离退休干部、教师、高校优秀学生、矫正对象的近亲属和原工作单位人员。
在专门的国家机关中，包括了公检法三机关，似乎我们可以把社区矫正定义为一种执法行为，但是我们在各个试点中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中可以很容易的找到这样的规定：司法行政部门具体组织有关单位和社区基层组织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工作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由政法委牵头，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实施，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这些规定很明确的指出了社区矫正的主要负责部门是司法行政部门，其他机关处于配合辅助地位。这样的规定我们从中可以得这样的结论：社区矫正工作并不是如我们想的那样，它是由行政机关主要负责，司法机关配合的行刑方式，在我国的社会形势下，社区矫正应该是行政性质的。原因有三：首先，从语义上来讲，司法行政机关的主语是行政，司法是行政的定语，它表明这个机关的设置主要是管理行政性质的司法工作。其次，司法行政机关是设置的各级人民政府中，是政府的职能部门之一。最后，司法行政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处于组织负责的地位，这就决定了社区矫正是行政工作的性质，否则其设置在根本上是违反我国宪法的，司法行政机关不具有相应的权力。
社区矫正工作的正确成功的实行需要借助相关的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社会志愿者力量，这是世界各国社区矫正工作普遍的经验，在英美等一些国家，甚至由社会团体主要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实行，这也正体现下社区矫正的本质特征，即将罪犯放入社会，依靠社会力量对其进行矫正。既然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其在整个社区矫正中的作用不可忽视，自然其对社区矫正性质也就产生了重大影响。可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社会志愿者是没有执行刑罚的权力的，所以我们认为社区矫正工作是一种具有社会参与性的行政行为。

二、从行政行为的公开性看社区矫正工作中公民的知情权
公开原则是依法行政的一项基本要求，它是指用以规范行政权的行政程序，除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应当一律向行政相对人公开。 公开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行政信息公开制度是指行政主体根据职权或者行政相对人的请求，将行政信息向行政相对人或者社会公开，并允许查阅、摘抄和复制。
以上是行政行为的基本特征，是现代民主法治对国家行政权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遵守的规则。那么作为行政行为的社区矫正工作中的信息是否应该向社会公开呢？从公开原则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对行政信息的公开范围采取的是排除法，只要是不属于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行政信息都应该或者可以公开，满足公民的知情权。以下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社区矫正中罪犯的隐私是否属于上述三种不应公开的范围。
国家机密是指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设计资料、程序、产品配方、制作工艺、制作方法、管理诀窍、客户名单、货源信息、产销策略等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显然，罪犯的隐私不属于以上两者。个人隐私权中是否包括罪犯的隐私权？罪犯的隐私权是否应该作为行政信息予以公开。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项人格权 。根据我国具体情况，结合国外有关的理论科研成果，隐私权的内容主要有：（1）公民享有姓名权、肖像权、住址、住宅电话、身体肌肤形态的秘密，未经许可，不可以刺探、公开或传播。（2）公民的个人活动，尤其是在住宅内的活动不受监视、窥视、摄影、录像，但依法监视居住者除外。（3）公民的住宅不受非法侵入、窥视或骚扰。（4）公民的性生活不受他人干扰、干预、窥视、调查或公开。（5）公民的储蓄、财产状况不受非法调查或公布，但依法需要公布财产状况者除外。（6）公民的通信、日记和其他私人文件不受刺探或非法公开，公民的个人数据不受非法搜集、传输、处理、利用。（7）公民的社会关系，不受非法调查或公开。（8）公民的档案材料，不得非法公开或扩大知晓范围。（9）不得非法向社会公开公民过去的或现在纯属个人的情况，如多次失恋、被强奸等，不得进行搜集或公开。（10）公民的任何其他属于私人内容的个人数据，不可非法搜集、传输、处理利用 。上述内容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与私人生活有关，与安宁有关，与形象有关，与姓名有关。1890年，美国私法学者沃伦和波兰戴斯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了题为《论隐私权》的论文，主张一种新的权利，即“不被了解的权利”。现在美国侵权法把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分为四种：（1）盗用他人名字和肖像；（2）不合理地侵扰他人隐私生活；（3）不合理地将某人错误曝光于众；（4）不合理地公开他人的私生活。②其中第三种隐私权侵权“将某人错误曝光”，属于名誉侵权。梁彗星和廖新仲在《隐私的本质与隐私权的概念》一文中从隐私自身揭示的内涵、外延出发，将隐私分为如下几个内容：“（1）严重的违法隐私行为，如重婚行为；（2）一般违法或严重违背道德行为，如婚外性行为；（3）轻微违法行为，如一般的侮骂他人的行为；（4）一般违规行为，如随地吐痰、攀折花木行为；（5）法不调整的行为，如婚前性行为；（6）合法的隐私行为。其中，第（3）至（6）项即隐私权的客体。如果用公式来表达的话，隐私权的客体=合法的隐私+法不调整的隐私+一般违规的隐私+轻微违法的隐私。轻微违法的隐私在市民社会中虽是不可告人的事实，但在法律上仍应将其作为隐私权的保护范围。”也就是说，个人的信息、私人的活动虽然有不被他人知悉和窥视的权利，但是一旦该信息和活动是一般的以及严重的违法行为时就不属于隐私权的客体，不应该受到保护。
本文中所说的罪犯隐私权主要是指罪犯的犯罪经历，即对在社区中进行社区矫正的罪犯的身分进行保密，对其罪行不予公开。很明显，罪犯的隐私权并不属于我国相关法律所保护的对象，而其是否属于沃伦和波兰戴斯定义的个人隐私的范围，我认为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在他们认定的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中的第三项前有“不合理”的限制，对于此处“不合理”的解释将在文章的下一部分进行解释。
综上所述，根据行政行为的公开性，社区公众对在社区中进行矫正的罪犯的身份和其所犯罪行有知情权。

三、从现行法律制度看“罪犯”隐私权的保护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刑法第四十条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管制期满，执行机关应即向本人和其所在单位或者居住地的群众宣布解除管制。第七十六条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如果没有本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从这些规定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特征：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对罪犯的隐私权都没有明确规定加以保护。这一方面是从刑罚的一般预防考虑，通过对刑事案件的公开宣判，使社会公众能够对刑法有更深刻的了解，进行一次生动法制教育而且可以平复被害人的伤痛，使其能够在最大的范围内得到满足。另一方面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因为刑事案件一般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会吸引很多公民的注意，因此对罪犯的隐私权的放弃可以满足人们对知情权的需要，是符合大众利益的。在刑罚的执行过程中，允许群众的参与可以减少执行成本，同时可以对罪犯进行多方面的帮助，如：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这样可以减轻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负担，对罪犯的改造又可以收到更好的效果，也对群众进行了法制教育，体现了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让群众参加到对人身危险性较低的罪犯的改造中来，是我们走群众路线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的体现，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

四、从法益保护来看社区矫正中公民知情权与罪犯隐私权
知情权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公民知的权利，公民有权依法知悉和获取信息，满足其知的需要。隐私权的立法宗旨在于公民有权隐瞒、维护自己的私生活秘密并予以法律保护，防止任何人侵犯。可见，一个是希望知道更多别人的事情，一个是不希望自己的事情让别人知道，两者之间，难免产生冲突。对此，恩格斯曾提出一个处理隐私与新闻报道相互关系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个人隐私权一般应受到保护，但当个人的私事甚至隐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事，而是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我国学者提出，根据恩格斯的有关论述，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情况，参考外国立法和理论，在处理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关系上应遵循的一个原则是公共利益优先。即为了保障社会政治和公共利益，牺牲个人的某些隐私权。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曾明确地指出：“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和法一样，也不是随心所欲地产生的。相反地，犯罪和现行的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所谓“统治关系”，是指一种阶级压迫关系，是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和统治秩序所建立的或认可的社会关系。犯罪是对这种秩序的破坏，正是和“政治生活发生了联系”，因而，犯罪就不再是一件私事，而是属于政治的一部分，不受隐私权的保护。
法益概念是上个世纪法学界提出来的，对法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法益泛指一切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权利也包含于法益之内；而狭义的法益仅指权利之外而为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是一个与权利相对应的概念。 简单地说，法益就是法所保护的一种利益。李斯特指出：“所有的法益无论是个人利益，或者共同社会的利益，都是生活利益。这些利益的存在不是法秩序的产物，而是社会生活本身。但是，法律的保护把生活利益上升为法益。”法益涉及范围极广，它包括了所有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其中对个人利益的保护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之间必然存在冲突，这就存在利益衡量问题。对于在一般情况下，公共利益应优先于个人利益，因为公共利益所代表的一般要大于个人利益，他是社会上大多数人利益的总和，涉及范围广；当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个人利益涉及个人生命等根本权利时公共利益的优先性就应受到一定的限制；当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难分高下时，对两者的衡量应从多角度具体考量。
在社区矫正过程中，对于被矫正人员的隐私权是否予以保护，直接涉及社区公民的知情权能否得到保护的问题。在这对矛盾中，公民的知情权处于公共利益的地位，它代表的是整个社区中公民的利益，而被矫正人员的隐私权处于个人利益的地位，它只是一小部分，或者是个人的利益。对于两者之间的平衡问题，我们应按照上面姜明安教授给出的三个标准来进行分析。显然，从第二部分中已经论述到了，当涉及犯罪行为时，公民的知情权就处于一种优势地位，它所代表的利益要高于罪犯的隐私。因此从法益的保护的角度来讲，我们应侧重保护公民的知情权。

结语:社区矫正制度是我国刑事政策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是人权思想在我国行刑方式中的具体体现，但是在执行社区矫正制度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矛盾冲突，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问题。从大处着眼，以大局为重，从整体利益出发。在执行过程中，我们偏重于保护公民的知情权，必然要放弃对罪犯隐私权的保护，选择更大的利益是符合人类的本质和法的基本价值要求的，并不是对罪犯人权的忽视。社区矫正制度的设立本身就是为了维护罪犯的人权，在执行过程中对其隐私权的放弃并不会改变该制度设立的初衷。
参考文献：《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二版）姜明安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张新宝著《隐私权的法律保护》1997年4月群众出版社第21页
张新宝著《侵权行为法》第二十九课隐私权，2003年4月中国民商法律网
姜明安《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和谐问题》http://dq.cj.ibd360.com/pl/2006-10-22/cj_20061022111717_32016.shtml

财政部


财政部关于加强彩票发行销售管理促进彩票市场健康发展的通知

财综[2007]55号


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
近年来，在各级财政与民政、体育部门及其彩票机构的共同努力下，彩票市场平稳快速发展，彩票销售规模稳步扩大，促进了社会福利、公共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但是，当前彩票发行销售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一些彩票机构或单位未经批准擅自利用互联网、电话代购等方式销售彩票，部分彩票销售网点销售行为不尽规范，个别地方存在彩票购买者非理性投注等。为了进一步加强彩票发行销售管理，促进彩票市场安全运行和稳定、健康发展，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彩票管理制度规定，切实加强彩票发行销售管理工作
中国福利彩票和中国体育彩票是经国务院批准发行销售的国家彩票。各级财政、民政、体育部门特别是各级彩票机构应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国家发行彩票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始终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彩票管理制度规定，确保彩票发行销售工作顺利推进。各类彩票游戏规则及发行销售方式，必须按规定程序由彩票发行机构报财政部审核批准。未经财政部批准，任何彩票不得上市发行销售。对彩票机构以外的任何组织和个人未经批准擅自发行或变相发行彩票，或者利用互联网等方式销售彩票的行为，各地财政部门应与公安、电信、民政、体育、工商等部门加强协作，加大查处力度，并坚决予以取缔。对彩票机构利用互联网、电话代购等方式销售彩票的行为，由财政部商公安、民政、体育等部门研究制定具体管理办法予以规范。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和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应于2007年11月底前尽快组织一次专项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提出处理意见报财政部。
二、加强各类彩票游戏的销售管理，从源头上防范彩票发行销售风险
各级彩票机构按照国家彩票管理制度规定规范各类彩票游戏管理的同时，应重点加强对固定返奖类彩票游戏、在线即开型彩票游戏和快速开奖类彩票游戏的销售管理。对固定返奖类彩票游戏，应利用限制投注号码、注数等办法，严格控制可疑资金进入彩票市场和彩票购买者大额投注。对在线即开型彩票，应切实将工作重点放在规范管理上，严格销售厅的审批，规范销售厅的建设和经营行为，控制游戏参与人员的规模，加强销售情况的监控，确保在线即开型彩票安全销售和健康发展。对开奖周期小于1小时的快速开奖类彩票游戏，应确保销售数据和开奖器具安全，防范财务风险。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应根据本系统各类彩票游戏的销售情况，分别制定具体管理办法于2007年11月底前报财政部备案并实施。
三、强化彩票销售网点管理，规范销售网点销售行为
各地彩票机构应根据各类彩票销售情况，对彩票销售网点实行限额销售管理。彩票销售网点销售金额超过销售限额的，必须及时向彩票机构报告，经彩票机构核实无可疑情况后，可适当调整销售限额，并建立调整情况备查制度。具体管理办法由各地彩票机构制定并报同级财政部门和上一级彩票发行机构备案后实施。彩票销售网点应按照彩票机构的统一要求，在醒目位置张贴国家彩票发行宗旨的宣传语、“禁止未成年人购买彩票”的提示语以及理性购买彩票的警示语等，不得随意张贴、出售和散发彩票机构统一要求之外的与彩票相关的广告、报纸和刊物等，不得利用互联网等销售方式代售国家彩票，不得代售国家彩票以外的任何与彩票相关的如特码推荐、缩水服务等各类产品和服务，不得设立任何形式的电子娱乐及赌博设施。凡发现彩票销售网点存在以上违规行为的，必须按规定进行严肃处理，切实维护彩票市场的正常秩序。
四、坚持正确的宣传舆论导向，维护国家彩票形象和信誉
各级财政部门和彩票机构要坚持正确的彩票宣传方向，要宣传国家发行彩票的宗旨是筹集资金发展社会公益事业，促进社会文明进步，要宣传国家彩票管理制度规定和彩票资金分配政策，要宣传彩票公益金支持各项社会公益事业，解决人民群众实际困难的事例和效果，要宣传“多人少买、理性购彩”的健康彩票消费理念。各级彩票机构开展彩票促销活动和重大宣传活动时，应按规定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批准后组织实施。各种彩票游戏的推广宣传活动，应着重对游戏特点、发行方式、销售情况以及中奖情况进行客观解释和说明，不得进行误导性、渲染性和蛊惑性宣传，不得进行投资性、财富性宣传，不得针对同业者进行排他性、诋毁性宣传。各级彩票机构应安排专人密切跟踪关注各种媒介的宣传动态，对通过各种媒介进行的有偿号码推荐、中奖预测等活动保持高度警惕，对彩票机构之外的任何组织和个人盗用彩票机构名义进行虚假宣传、欺骗彩票购买者的情况，必须及时通过各种渠道予以揭露；涉及犯罪的，要向公安机关举报。
五、建立健全彩票市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加强彩票销售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各级彩票机构要按照《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财综[2002]13号）的有关规定，进一步健全彩票发行销售及资金归集情况的周报、月报和年报制度，建立彩票发行销售异常情况报告制度和应急处理机制。省级彩票机构凡遇重大事项和突发事件，应及时向同级财政部门和中央级彩票机构报告；地方财政部门和中央级彩票机构接到报告后，应积极采取措施指导和督促省级彩票机构积极稳妥地处理好重大事项和突发事件，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财政部。各级财政部门要通过与彩票机构建立定期和不定期的议事机制，深入彩票销售网点调研、检查等方式，加强对彩票发行销售管理、资金财务管理、安全技术管理以及宣传推广等方面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日常监督管理。
六、强化彩票市场监管机制，加大非法彩票打击力度
各地财政部门要密切关注彩票市场动态，跟踪分析彩票发行销售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及时研究提出对策措施，并根据本地彩票市场发展需要，及时充实人员，增强监管力量，逐步探索建立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监管机制，不断提升监管技术能力和专业水平，提高监管效率。要逐步摸索建立全面、客观、公正的彩票宣传渠道及相应的彩票宣传监管制度，加强彩票宣传的监管力度，把握彩票宣传舆论导向，防止非法宣传资料和欺诈信息误导群众，影响社会稳定。要会同公安、工商、民政、体育等部门研究建立打击非法彩票工作长效机制，按照疏堵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打击行动，为彩票市场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各级财政部门可以结合本地实际，从彩票发行费中安排一定经费，建立打击非法彩票工作专项经费，用于打击非法彩票活动，设置非法彩票活动举报奖励，确保打击非法彩票工作取得实效。

二○○七年九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