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司法警察管理体制改革

周立峰


　　我国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设置与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曲折起伏的发展进程。建国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据地相继建立了人民审判机关。如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临时最高法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裁判部和抗日战争期间边区法院等等。这一时期没有明确规定人民审判机关设专职司法警察，但规定人民审判机关调用赤卫队、警卫员、民警等人员执行司法警察职务。建国后，1950年中央决定将执行不同任务的警察统一命名为中国人民警察。1951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统一了人民法院的组织体系，其中规定：“县级人民法院设法警，省级人民法院设法警若干人”。这是首次从法律上对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设置做出明确规定。1954年9月2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又取消了人民法院设置司法警察的规定。虽然法律上予以取消，但仍然有一些法警在法院开展工作。1956年5月，公安部、财政部、司法部、国家人事局联合下达通知，决定自1956年7月1日起将各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列为中国人民警察的警种之一。1957年6月25日国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条例》，其中对司法警察的职责做了明确规定。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依法执行职务提供了法律依据。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公检法的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司法警察队伍也难逃扼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7月1日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置司法警察若干人”，正是这一明确规定推动了人民法院司法警察队伍的发展壮大。1983年9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保留了关于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设置的条款。1992年7月人民法院司法警察与其他警种的人民警察一样实行了警衔制度，标志着司法警察队伍建设步入了正规化、现代化的发展轨道。

　　据统计截止1998年底，全国法院共有司法警察24559人，占全国法院干警总数的8％，司法警察队伍的发展壮大，对于确保审判工作的顺利开展，对于维护法律尊严，保证生效判决文书得到及时公正实施，对于妥善处理发生在审判环节的突发事件，保障诉讼参与人及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实现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特别是近几年来，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工作空前发展，机构建设初具规模，职能日益广泛，管理开始规范，素质有所提高。但是，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法院各项改革的深入，法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更显突出，旧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不断出现，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法警队伍现状与法院工作的四个不适应。
　　一是与法院改革发展的总体形势不相适应。近几年来，人民法院以公正、公开、公平、高效廉洁为目标，展开了涉及面广、力度大的重大改革。在全面实行公开审判，深化审判方式改革，理顺合议庭、审委会职责，建立符合审判工作特点和规律的管理体制以及加快人事制度改革和法院内部机构改革方面都有具体措施，让人耳目一新。与此相比，法警工作整体改进不大，工作仍沿着旧思路、旧体制运行。尽管也有一些探索和试验，但都是在原有基础上的修补和完善，改革步伐明显滞后。法警体制改革尚没有引起有关方面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切实可行、改革创新的有力举措，法警工作落后于法院整体工作。
　　二是法警录用机制不适应。我国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竞争、择优、公开公正、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而现行法警录用缺乏公平竞争、择优录用，随意性很大。而且法警的国家干部身份和较低的门槛，使该岗位成为某些权力部门及干部安置子女的热门岗位。造成录用人员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法警队伍出口不畅，又使一些不适宜做法警工作的人调不出去，影响法警整体素质，法院仅凭自身能力化解这一矛盾，显然力不从心。
　　三是法警素质不适应。一是体能、技能不适应。由于沿用机关干部管理模式进行管理，法警体能弱，技能低，年龄老化，军事素质不高，战斗力不强的现象相当普遍。以我院为例，现有法警36人，其中年龄在40岁以上的16人，占总人数的50％，25岁以下的仅有2人。在他们中间部队复员的占64％，但最短的也离开部队10年。年龄偏大，训练困难，越来越难以承担繁重的执法任务。二是知识水平不适应。现有法警中文化程度偏低的占有相当比例，由于工作性质和自身条件限制，提高文化水平，学习法律知识，扩展知识面，钻研业务难度较大。三是工作能力不适应。法警兼职过多，有的兼司机，有的兼行政管理，有的甚至常被派出去参加治安管理、计划生育、催粮派款等额外工作，法警不能专司本职业务，造成忙于事务的多，研究业务的少，没有机会锻炼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无法做到人尽其才。
　　四是管理体制不适应。按现行体制，法警进了法院门便是国家正式干部，端上了铁饭碗。年龄超出规定后必须转岗从事其他工作，法院岗位不多。定员编制有限，安置大龄法警压力很大。由于转岗安置又在工资、警衔、福利、待遇方面引伸出不少问题，影响法警工作积极性和法院队伍稳定。
　　二、改革的方向与思路
　　困扰法警队伍建设诸多问题的关键症结在于用人机制与管理体制的错位，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管理体制必须改革。改革的方向是：改革长期沿用的招收录用法警为聘用法警或者取消法院的法警编制，在武警部队内设立法警总队，承担法警职责。改革长期存在的行政管理方式为军事管理方式，建立起符合审判工作规律和特点的法警管理体制。思路是：在现有《人民法院组织法》不做修改的前提下，突破法警是国家正式干部的旧观念，对司法警察实行类似兵役制的用人机制。面向社会招聘符合法警条件的人员担任，法警职务，实行二至四年的聘用期限，服务期满或者不具备法警任职条件的人员可以依合同予以解聘。法院的司法警察机构仅保留少量骨干担任管理工作，对招聘法警进行教育训练，组织管理，指挥他们完成法律赋予的任务。
　　改革是解决法警队伍建设存在问题的唯一出路。一条思路是将现行的录用制法警改为聘用制法警。另一条思路是在法院取消法警编制，在武装警察部队内设法警总队。这两条思路都可以解决法警职能从终身任期为有限任期，从行政管理为军事管理的问题，是法警管理体制改革比较可行的办法。首先，按照现行《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条例》的规定，法警是法院干部队伍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参加诉讼活动的法定成员。必须由年龄25周岁以下，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员担任该职务，同时又规定法警在年满35周岁时应予转业，不再担任法警工作(管理人员除外)，这就明确了法警任职的阶段性。实行聘用制，不再给予国家正式干部身份正是为了适应任职阶段性。其次，按惯例大龄法警或被转为书记员、执行员、行政管理人员，有的还转入审判庭工作。但是随着法院各项改革措施的逐步到位，司法警察、书记员单列体系已成定局，越来越多的法律本专科学历的人员将从事这项工作。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又对初任法官确定了必须通过专业考试的规定。担任法官职务的条件更加严格，法警直接转为书记员、法官已不可能。而由于法警工作性质和自身条件影响，能够通过初任法官资格考试的人并不多。不改革法警用人机制，法警队伍建设必将走入死胡同。第三，如果实行武装警察担任法警工作，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法院法警队伍的老化，体能和军事技能不高的问题。对于法警所需的法律知识问题，通过学习不难解决。无论是实行武警履行法警职能还是实行对法警实行聘任制，只有实行军事管理才能保持这支准军事化队伍始终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也才能实现最高法院提出的上下左右形成一体，有利于统一指挥，统一管理，集中调度，提高整体战斗力的奋斗目标。而实行类似兵役制的录用制度为实行军事化管理创造了条件。
　　三、改革效果分析
　　1．改革法警录用机制实现了公开公正，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符合干部人事管理制度改革的方向。实现了用人上的规范化和选择性。法院可以根据各自对法警的要求，依据《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条例》规定，制定严格的标准，选择符合条件的人员担任法警职务，从而较好地解决了法警来源的问题。
　　2．改革法警录用机制可以保证法警个体的高质量、高素质。聘用法警年龄结构合理，军事技能基础好，知识水平较高，队伍充满生机。由于实行聘期界定的方式，实现了能者上、劣者下的竞争态势，法警感受到工作有压力，学习有动力，充满了危机感和紧迫感，奋发向上将成为主旋律。竞争意识增强，综合素质提高。保持法警队伍始终具有较强战斗力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3．改革法警录用机制可以促进法警队伍管理更加现代化。最高人民法院对司法警察管理工作的要求是：队伍建设革命化，管理制度正规化，教育训练经常化，警务装备现代化。法警整体素质的提高，为实现上述目标创造了条件。用人机制的改革使法警管理增加了强度和力度，管理手段也更加灵活有效。完全可以严格要求，严格训练，严格管理，实现法警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正规化。
　　四、聘用法警的法律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四十一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司法警察若干人”。这是对于法警法律地位的确认。只要被人民法院依法任命担任司法警察职务的人员，就有权依法履行法警职权，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至于法警的任职方式、身份，法律并无明确规定，法律也没有规定司法警察必须具备国家正式干部的身份。法警任用条件只在文化程度、年龄、政治思想、身体状况等方面有明确要求。任何社会青年只要符合法警任职条件均有权竞争这一职位，一旦与法院聘用合同关系成立，在合同有效期内就是司法警察，有权依法履行法警职权，恪守法警义务，享有法律赋予法警的合法权益。所以说聘用法警与任用法警、武警与法警在依法履行职责上的法律地位完全一致，是不容置疑的。
　　对于武警部队担任法警工作的人员，和聘用法警一样都可以依法授予警衔。当然，由于武警和聘用法警年龄较轻，工龄及其他条件影响不可能授予较高警衔。他们的经济待遇，应该依据工作强度、难度及危险程度给予考虑，还应该按有关规定为他们办理养老、医疗、意外伤害保险，以使他们免除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法警工作之中去。
　　司法警察管理制度的改革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打破旧观念，冲出旧框框，用改革创新的精神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同时积极借鉴国外作法为我所用。只有这样才能走出符合审判工作规律，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警察队伍建设的路子，为依法治国做出更多的贡献。


黑龙江省东方红林区基层法院孙兆林 周立峰
关于刑事诉讼证据立法的几个问题
范德浩

　　干朝端当前，刑事诉讼证据立法已经提上了立法的议事日程。其中有些问题尤为基层司法部门的同志所关注，迫切希望这些问题能在立法中得到解决。这些问题包括：
一、关于非法取得证据的采信
　　目前，对于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大家的认识基本一致，即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持排除态度。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可以依法重新取证。公安部的有关规定则对非法证据的效力没有涉及。如何协调三家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也是刑事证据立法所要解决的任务。
　　对于非法取得的物证，理论界和司法界认识分歧较大。世界各国对这一问题的处理、立法也差异颇大。美国采取的是较严格的排斥法，他们认为非法证据一般都应排斥，不能作为证据采信，但也设置了“最终和必然发现的例外”、“善意例外”等例外情形，缩小了非法证据的范围；英国虽同属英美法系，但对非法物证一般原则上不予排除，将自由裁量权委与法官。德国刑诉法对非法获取的物证的证据效力没有涉及，但对侵犯人的尊严和人格自由所得的证据予以禁用，但对重大犯罪，则前者应当让步。日本对于非法获得的物证的排除要求较为严格，如果不是因“重大违法”所获得的物证，或者当事人无异议的，一般都可采信，只有因“重大违法”所获得的物证，才可以排除。比较各国对于非法物证的态度，我国目前采用类似美国的做法不大现实。我国目前可以参考德国、日本、英国等国的刑事证据制度立法，采取一种对非法物证持否定态度，但在审判实践中区别不同情况加以不同处理的方式。
　　具体来说，可以在排除非法物证思想确立的前提下，从制度和立法上做以下的设计：(一)对取得过程中有轻微违法行为的，可以依法重新取证，或者补办合法手续，按照法定程序和方法重新取证；(二)对取证过程中有重大违法行为的，其所取非法证据一律摒除，法庭不得采信。对重大违法行为的判断，可以界定为：第一，非法取证受到法律处罚或受到行政处罚的行为；第二，手段恶劣、后果严重、影响较大的非法取证行为，如以暴力、胁迫方法强行侵入民宅搜查或强行搜查人身的行为，损坏财产、伤害人身的搜查行为等；第三，排除非法证据有危及国家安全之虑，或对社会重大公共安全存在威胁的重大犯罪应作为例外情形处理。例外情形的认定由法官据此自由裁量。
二、关于证人出庭作证
　　当前在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率偏低，特别是被告人翻供或供述与证人证言有矛盾时，证人不出庭便无法当庭质证。在刑事自诉案件中证人不出庭作证尤为普遍。这些证人多为自诉人或被诉人的邻居、同事等，对出庭作证顾虑较多。
　　当前证人出庭作证率低，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我国目前仍未建立证人无理拒绝作证制裁制度；二是我国的法律法规对证人出庭作证缺乏相应的保障性措施。针对第一个原因，在我国立法中可明确规定，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的证人，可以拘传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训诫、具结悔过或者处以罚款、拘留。针对第二个原因，应加强对证人的安全保护，并在新的立法中作出对证人的补偿安排，其中应包括证人的在岗工资、奖金损失费、作证时的交通费、食宿费等。对这些经济补偿应根据证人的不同情况由财政支出。
　　对证人出于合理的理由拒绝作证的情况，刑事证据立法应一并予以考虑。我国立法没有规定证人可以拒证的权力。我国古代历来都有亲亲相隐的传统。解放以后，我们将其作为封建的东西抛弃了。但西方许多国家都有类似我国古代立法的条款。如德国刑诉法规定被告人亲属有绝对拒证权；英美法系规定夫妻间在婚姻存续期间享有相互拒证权；日本也有近亲属间享有刑事责任拒证权。法国刑诉法规定，包括配偶在内的父母、儿女或其他直系卑尊亲属、兄弟姐妹等有义务作证但免于宣誓，因而不负伪证的法律责任，其证言效力只作参考而不作裁判的主要证据。韩国及我国的台湾也有亲亲相隐的类似规定。因此，不应将“亲亲相隐”简单地做为封建残余予以抛弃。可以考虑在刑事证据立法中把亲属拒证权列入有合理的理由拒绝作证的情形之中。这样做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及稳定，其立法的指导思想是，社会期望通过保守秘密来促进某种关系。社会极端重视某些关系，宁愿为捍卫保守秘密的性质，甚至不惜失去与案件结局关系重大的情报。保护亲情和家庭，也就是保护社会的最基本的单元和细胞。如果家庭得到了最精心的呵护，社会就有了和谐及稳定的基础。因此，为了稳定家庭进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通过近亲属免证权在惩处犯罪上做出小的牺牲和让步，以换取更大的社会利益，是实现现代法制可考虑的做法之一。
　　拒证权还可以考虑列入的有：因作证而自我归罪的；因职业原因享有保守秘密的义务的，如律师与被告人、医生与病人等。联合国有关公约还规定法官在履行职务中得知的秘密也享有免证权。通过立法赋予部分人作证豁免权很有必要。
三、关于证据开示制度
　　根据刑诉法和司法解释的条款，我国刑事审判程序中已有一些有关证据开示的规定，如检察院要在开庭前移送证据目录，要移送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等。然而，由于目前刑诉法对证据开示所做的规定过于粗略，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司法解释对检察院并无约束力等因素的存在，在审判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矛盾，有时甚至使得开庭审理不能顺利进行。如1999年8月，武汉市某基层法院审理了宋某、马某贪污一案。在庭审时，公诉人出示了一份十分重要的证据材料，由于该证据在庭审前未移送复印件，辩护律师未能查阅到。辩护律师束手无策，只有请求法庭延期审理。根据最高法院法释〔1998〕23号司法解释《关于执行〈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5条：“如果辩护方提出对新的证据要做必要准备时，可以宣布休庭，并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辩护方作必要准备的时间。”法庭只能同意律师的意见，进行休庭。如果建立了证据开示制度，规定未在庭审前开示的证据，庭审时不得出示，那么就不会出现庭审时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出示证据的现象，庭审效率会大为提高。
　　对证据开示是检察院单向开示，还是检察院、律师双向开示在认识上目前不尽一致。由于现行法律没有律师要在庭审前向检察院出示证据的规定，因此，庭审时常常出现律师出示主张无罪、轻罪的证据，而检察员没有准备的非常被动的情况。因此，有同志建议证据开示制度应是双方互相开示，权力均等。双方未开示的证据庭审时均不得出示。当然，也可以有一些例外的安排。
　　证据开示应在庭审前进行，由非审理本案的法官主持，以避免庭审法官产生先入之见。
　　也有人认为，证据开示制度讲的是程序问题，从诉讼结构上来讲，安排在证据立法中不太妥当。另一种意见认为，刑事证据立法不是刑诉法中证据部分的简单扩张或改写，而是就有关联的证据问题一并立法。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看，这样安排有很大好处。
四、关于鉴定问题
　　司法鉴定是目前困扰人民法院的一个头痛问题。其主要表现是一件案子、一个当事人可能同时有几个甚至多达六、七份来自不同级别的鉴定单位的鉴定，法庭开庭时很难采信。如何规范这种重复鉴定、大打鉴定战的现象呢?
　　一种意见认为解决这种状况的方法可以采用行政的方法解决，即一个地区指定一个权威部门做鉴定的最后的裁定部门，法院审判以这个权威部门的鉴定为准。这样可以减少重复鉴定的现象。
　　另一种意见认为司法鉴定如法医鉴定是一种科学鉴定，科学问题很难用鉴定单位级别高低、权威大小来决定。级别低的鉴定单位对某类鉴定问题术有专攻，很可能他的鉴定是正确的；级别高的鉴定单位也难免有疏忽、出错的时候。因此指定某一个鉴定单位做最后的权威的鉴定单位既不合理、也不符合科学方法。所谓法定证据，其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对各种证据的证明力作出预先规定。如果法院或其它部门指定某一部门为最权威的鉴定单位，无疑是预先设定了其鉴定结论为最有效的证据。这种做法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是行不通的。
　　要解决重复鉴定法庭无法采信的问题，我们认为，首先要解决对鉴定的认识问题。要认识到科学鉴定也是一种证据，这种证据只有经过正当的程序进行审查确认符合客观实际时才能采信为诉讼证据。不经过质证的证据我们不应无条件地采信。在这一点上鉴定结论并不比其他证据材料享有任何的特权。要认识到鉴定结论是可能出错的，鉴定结论并不等于科学结论。鉴定的证明力并不必然地高于其他证据材料。鉴定的正确与否并不必然与鉴定单位的级别高低成正比。审判人员不要迷信鉴定结论。因此，当出现多种鉴定材料时，我们一定要让这些鉴定结论经过法庭质证，然后，通过质证做出内心确信，对不同的鉴定材料做出取舍采信。仅仅依靠级别高的鉴定单位所作出鉴定结论来定案的方法，是放弃法官职责的偷懒、取巧的方法。这里，立法就要解决一个鉴定人出庭的问题。如果鉴定人不能出庭，对方就不可能对他进行质证，法庭也无从采信。目前，鉴定人不出庭已是普遍现象。因此，立法需要规定：鉴定人在法庭或对方当事人认为需要出庭时一定要出庭。鉴定人不能出庭接受质证的鉴定结论，法庭可以不予采信。
五、关于证据的灭失和固定
　　在审判实践中，审判人员经常会遇到因侦察阶段收集到的证据没有固定而灭失，或先破后侦，没有收集证据，破案后因证据不足造成疑案的现象。证据的灭失往往还与赃款赃物随案移送制度的虚设有关。近一时期，赃款赃物随案移送制度基本上被虚设，有时连清单也没有随案移送，由此在审判中引起了一系列问题。如有的盗窃物品需要估价，检察机关不估价、不鉴定，不负举证责任时，法院由于没有实物，也无法估价；有的案件凶器没有移送，有时在公安机关就已遗失了，导致审判证据不足。我们建议在现有的司法解释的基础上，对赃款赃物随案移送制度应在立法上有所反映。
　　(作者单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