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印发《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控制指引（试行）》的通知


(保监发〔2004〕43号)


各保险公司、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为规范保险资金运用，完善风险控制机制，推动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进一步加强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有效防范投资风险，增强自我约束能力，保监会制定了《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控制指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特此通知。


二○○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控制指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指导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加强保险资金运用管理，防范保险资金运用风险，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的审慎监管要求，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本指引所称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控制体系是指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为维护保险公司的财务稳健和保障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对保险资金运用过程中的风险进行识别、评估、管理和控制的组织结构、制度安排和措施方法的总称。
第三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应根据本指引的要求，结合自身情况，建立运营规范、管理高效的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控制体系，制定完善的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控制制度，并充分考虑控制环境、风险识别与评估、控制活动与措施、信息沟通与反馈、监督与评价等要素。
第四条 本指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注册的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第二章 风险控制的基本原则

第五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建立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控制体系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独立制衡原则，保险资金运用各相关机构、部门和岗位的设置应权责分明、相对独立、相互制衡；
（二）全面控制原则，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控制的过程应涵盖资金运用的各项业务、各个部门、各级人员以及与保险资金运用相关的各个环节；
（三）适时适用原则，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控制体系应同所处的环境相适应，以合理的成本实现内控目标，并根据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适时进行相应的更新、补充、调整和完善；
（四）责任追究原则，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控制的每一个环节都要有明确的责任人，并按规定对违反制度的直接责任人、以及对负有领导责任的高级管理人员进行问责。
第六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控制制度应满足以下要求：
（一）能够确保资金运用的合法合规、内部规章制度的有效执行及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二）能够确保推行科学有效的资产负债管理，在保证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前提下，追求长期稳定的投资收益；
（三）能够确保资金运用集中管理，专业化运作，建立标准化风险控制流程和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
（四）能够确保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资产的安全、完整；
（五）能够确保业务记录、财务记录和其他信息的安全、可靠和完整；
（六）能够确保支持各级保险资金运用管理人员具备足够的风险控制意识和职业道德操守。

第三章 组织环境控制

第七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董事会应当负责建立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控制体系并维持其有效性，应确定专门委员会负责风险控制制度的建立、评估和优化，负责风险控制制度的执行检查和内控人员的尽职调查。
第八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经营管理层应当负责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控制制度的执行，并对执行结果负责。
第九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应按照风险控制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建立保险资金运用岗位责任制和运行机制。
各机构、部门和岗位应明确各自的责任和职权，通过制定规范的岗位责任制、严格的操作程序和合理的工作标准，使各项工作规范化、程序化，防止风险控制的空白或漏洞。
保险资金运用运行机制应包括民主、透明、规范的决策程序和管理议事规则，高效、严谨的业务执行系统，以及健全、有效的内部监督和反馈系统。
第十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不能同时负责投资决策、投资交易和风险控制部门的管理，应维护风险控制部门职能的独立性。
第十一条 保险资金应实行集中管理、专业化运作，保险资金的战略配置与战术配置、投资决策与投资交易职能应相互分离。项目评审、投资决策、交易执行、资金清算、会计核算、风险控制等部门和岗位之间应相互独立。
保险资金应由保险公司专业资金运用部门、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以及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条件的其他专业投资机构管理运用。保险公司分支机构、保险公司的非专业资金运用部门不得从事保险资金运用业务。
第十二条 保险公司应建立第三方托管机制。保险公司选择托管机构应对其信用状况、清算能力、账户管理能力、风险管理能力和绩效评估能力等进行严格的考核，托管机构的资格应符合中国保监会的有关规定。
对保险公司非市场交易性、低风险的投资品种也可采用内部存管方式。内部存管是指由保险公司内部职能部门独立承担保险资金存管职责的一种资金管理方式，承担内部存管的职能部门应与投资交易部门隔离，并同时具备账户管理、风险管理、绩效评估等功能。
第十三条 保险公司应有专门部门负责保险资金的委托事务，评价委托资产的风险状况、受托管理机构的投资业绩和管理能力。
第十四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应建立有效的资产隔离制度，实行公平、公正的投资管理。
保险公司应根据保险资金性质或来源单独建账，独立核算；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自有资金和受托管理的保险资金、受托管理同一保险公司不同性质的保险资金，应由不同的投资管理人员分别管理。
第十五条 保险公司资金运用部门与风险控制、财务、稽核等部门之间，保险公司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之间应建立畅通的信息传递机制，各机构、部门和岗位之间应有清晰的报告关系，保证各环节的操作信息得到有效的沟通、执行以及检查、评价和反馈，构建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信息平台。

第四章 风险控制的主要内容

第一节 资产负债管理

第十六条 保险资金运用应遵循资产负债匹配管理原则，遵循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原则，防范因资产、负债在数量、期限、成本、收益和流动性等方面不能有效匹配而产生的风险。
第十七条 保险公司董事会应根据公司经营战略、方针和保险资金的特性提出资产战略配置计划；保险公司经营管理层应依据董事会的资产战略配置计划，在对保险资金来源、期限、收益要求、流动性要求、风险容忍度和偿付能力等负债特征指标进行研究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保险公司的风险控制制度和市场情况，制定保险资金运用的投资指引。
投资指引应包括投资范围、资产的战略配置、投资权限分配、投资限制、绩效考核等内容。
第十八条 保险公司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在制定资产战略配置计划和投资指引时应有专业资金运用管理人员参加。
保险公司资金运用部门或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应根据市场发展状况及保险资金运用的特点，对资产战略配置计划和投资指引提出建议。
第十九条 保险公司的产品、精算、财务等部门与资金运用部门或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应就保险资金运用过程中的资产负债管理问题进行充分交流，提高资产负债管理的有效性。
第二十条 保险公司资金运用部门或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应严格按照资产战略配置计划和投资指引进行资金运用。

第二节 投资决策管理

第二十一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投资决策应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的投资范围、投资限制等要求。
第二十二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董事会的投资决策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审议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的规章制度、决策程序及授权制度；
（二）确定资产的战略配置计划、投资策略以及战略配置计划执行过程中的灵活度范围；
（三）确定保险资金运用的管理模式；
（四）确定保险资金运用的风险容忍度；
（五）确定选择、限制或放弃持有某类资产的条件和指标；
（六）制定新投资品种的投资策略和方案。
第二十三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应建立健全相对集中、分级管理、权责统一的投资决策授权制度，并对授权情况进行检查和逐级问责，投资决策授权制度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建立健全授权标准和程序，明确授权方式、权限、时效和责任，确保授权制度的有效执行，所有业务的授权应采取书面形式；
（二）各机构、部门和岗位应有详细的职责说明，各岗位人员在上岗前均应知悉并以书面方式承诺遵守，在授权范围内承担责任；
（三）保证权限的适当分配和授权的有效实施，根据对已获授权的机构、部门和人员的评价结果，及时进行改进、调整或纠正。
第二十四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投资决策权限可实行总额控制或比例控制。投资决策授权应明确授权人、被授权人、授权标准、授权程序以及越权的处理等。
第二十五条 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层依据董事会的授权、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部门依据公司经营管理层的授权在各自的权限内进行相应的投资决策；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经营管理层依据董事会的授权进行投资决策。
第二十六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应按照研究、论证、决策和实施的程序，建立明确的投资决策流程。
第二十七条 投资决策应有充分的依据，有书面记录，有关责任人应在记录上签字，重要投资决策应有详细的研究报告。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应通过清晰的岗位职责、严密的研究工作流程、标准化报告格式、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和有效的质量评价体系，确保研究报告的客观、独立和准确。
第二十八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应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建立投资品种的选择标准，投资决策应在此标准上进行。
第二十九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投资决策应符合设定的风险容忍度要求。

第三节 投资交易管理

第三十条 保险公司资金运用部门内部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应设立独立的交易部门，对投资过程中的各种交易风险进行有效地控制，确保投资交易的顺利进行。
投资交易应实行集中交易制度。集中交易是指保险资金运用的所有交易指令必须由独立的交易部门负责执行。
第三十一条 对于交易所内交易，所有的投资指令应经交易部门审核，确认其合法合规后方可执行。
第三十二条 对非交易所内交易，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应对经办人员建立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密切监控交易过程中的谈判、询价等关键环节，谈判、询价应与交易执行相分离。
第三十三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应建立集中交易监测系统、预警系统和反馈系统，集中交易场所应有完善的安全设施和严格的管理规定。
第三十四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在交易过程中，应执行严格的公平交易制度，确保不同性质或来源的保险资金的利益能够得到公平对待。
第三十五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应建立完善的交易记录制度，每日的交易记录应及时核对并存档。

第四节 风险技术系统管理

第三十六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应建立保险资金运用风险管理系统，对保险资金运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应进行定性分析，并采用统计分析方法，通过设置量化指标，对风险进行分类、识别、量化和评估，制定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
第三十七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应有专门的部门负责保险资金运用的风险管理，并配备足够的风险管理专业人员。
承担风险管理职责的部门负责保险资金运用风险的评估和监控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建立风险分析和评估系统，分析保险资金、投资组合在不同市场、不同情景下的风险状况以及可能遭受的损失，为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的风险决策提供定性、定量风险分析报告。对重大突发事件、市场出现异常的情况应及时提供交易情况和风险评估报告；
（二）监控保险资金运用是否符合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的风险控制制度、风险限额和风险容忍度的要求；
（三）监控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投资运作是否符合资产委托管理协议和投资指引的要求；
（四）对保险资金运用实行动态监控。
第三十八条 负责风险管理的部门对所有保险资金运用活动有知情权，有权查阅、询问所有与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相关的数据、资料和细节，有权列席所有与保险资金运用相关的会议。
第三十九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应定期了解保险资金运用所面临的风险。
第四十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应建立一套完备的风险控制量化指标体系，保证风险控制工作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可操作性。
量化指标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合规性指标、财务绩效指标、资产质量指标、市场风险指标（包括利率、汇率、价格波动率等）、信用风险指标、流动性风险指标、操作风险指标、资产负债匹配风险指标等。
第四十一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应至少对以下保险资金运用风险实行有效的监控和管理：
（一）市场价格风险，建立有效的市场风险评估和管理机制，对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进行有效管理；
（二）信用风险，建立公允的信用风险管理制度，分别对交易对手、经纪人、中介机构和投资品种的信用风险进行有效的评估和防范；
（三）利率、汇率风险，建立必要的利率、汇率风险管理制度，对利率、汇率风险进行有效的评估和管理；
（四）流动性风险，建立合理的流动性评价标准和管理策略，结合负债的流动性要求有效地管理流动性风险；
（五）操作风险，建立严密的内部控制机制，消除因人为错误、系统失灵和内部控制的缺陷所产生的操作风险，保障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控制体系有序规范运行；
（六）违法违规风险，建立规范的合规性审查制度，保险资金运用合同等相关文件的起草、修改或签订应有法律专业人士独立审查和参与。保险资金运用的各环节必须内含合规性审查程序。
第四十二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应借鉴国际先进的风险管理理论和风险管理技术，进行资产管理、制定资产管理策略，通过对所持有资产的风险价值的评估和计量，对投资组合进行调整，以分散和规避保险资金运用风险。
第四十三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应加强对保险资金运用各类文件档案，包括各种会议记录与决议、投资决策记录、投资指令记录、交易记录、经营协议、客户资料、凭证账表以及规章制度等的分类管理和妥善保管。
第四十四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应根据《保险业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规定》，建立保险资金运用业务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报告制度，制定应急预案，防止由于保险资金运用过程中的重大突发事件导致保险公司出现重大的偿付能力危机。
第四十五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应建立合理的保险资金运用业绩评价体系，将投资收益和风险纳入评价体系进行综合考核。

第五节 信息技术系统管理

第四十六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应按照《保险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指导原则》有关信息系统控制的要求，严格制定保险资金运用信息技术系统的管理制度。
第四十七条 保险资金运用信息技术系统的开发，应注意系统的安全性和保密性，并保证计算机系统的可稽性；保险资金运用信息技术系统投入运行前，应当经过信息、财务、资金运用、风险控制、稽核等部门的联合验收。
第四十八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在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电子化运行过程中，应制定严格的授权、岗位责任、内外网分离、安全防护等管理措施。
软件的使用应充分考虑安全性、可靠性、稳定性和可扩展性，应具备身份验证、访问控制、故障恢复、安全保护、分权制约等功能。
数据库和操作系统的密码口令应分别由不同的人员掌管，密码的使用、修改应有严格的控制措施。
第四十九条 有关保险资金运用的信息数据应实行严格的管理，保证信息数据的安全、真实和完整，并能及时、准确地传递到会计等各职能部门。严格计算机交易数据的授权修改程序，并坚持电子信息数据的定期查验制度。
有关保险资金运用信息系统的日志应保证完备性，确保所有修改被完整地记录，确保开启审计留痕功能。
保险资金运用信息系统的日志至少保存15年。
第五十条 建立有关保险资金运用的电子信息数据和日志的即时保存和备份制度，重要数据应异地备份并且长期保存。制定保险资金运用的信息安全应急方案，并定期修订、演练，避免因电子设备、通讯、电力、业务处理系统等发生故障造成投资及交易活动无法正常进行，或由于地震、火灾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重要资料和数据丢失的风险。

第六节 会计核算管理

第五十一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保险公司会计制度》和《保险公司财务制度》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相应的财务会计制度、会计工作操作流程和会计岗位工作手册，加强会计基础工作，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第五十二条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受托管理资产的会计核算应独立于自有资产的会计核算，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公司会计岗位与受托资产会计岗位不得有人员重叠。
第五十三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有关保险资金运用的会计核算应合规、及时、准确、完整，变更会计核算政策应经董事会批准，确保会计核算政策的一贯性。
第五十四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应当在岗位分工的基础上明确各会计岗位的职责，需要相互监督的岗位不能由一人独自操作全过程。
第五十五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确保会计核算系统的正常运转，应当采取以下会计控制措施：
（一）建立凭证制度，通过凭证设计、登录、传递、归档等一系列管理制度，确保正确记载保险资金运用业务；
（二）建立账务组织和账务处理体系，正确设置会计账簿，有效控制会计记账程序；
（三）建立会计复核制度，通过会计复核和业务复核防止产生会计差错。
第五十六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应采取合理的估值方法和科学的估值程序，公允反映保险资金所投资的有价证券在估值时点的价值。
第五十七条 保险公司应规范保险资金运用的清算交割程序，及时准确地完成清算。
第五十八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应采用实物盘点等措施，定期对现金、银行存款、各种有价证券及其他投资资产进行核对，保证账实相符。
第五十九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应制定完善的会计档案保管和财务交接制度，财务部门应妥善保管密押、业务用章、支票等重要凭据和会计档案，严格会计档案的调阅手续，防止会计数据的毁损、散失和泄密。
第六十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应建立保险资金运用财务信息报告制度，真实、准确、客观、全面地反映保险资金运用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并按中国保监会的要求及时编制和上报有关保险资金运用的财务报表和报告。

第七节 人力资源管理

第六十一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应建立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制定严格的职业道德操守规则，各级保险资金运用管理人员应有足够的风险控制意识，具备与岗位要求相适应的职业操守和专业胜任能力。
第六十二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在聘用保险资金运用专业人员时，应高度重视聘用人员的诚信记录，要求聘用人员以恰当形式进行诚信承诺和保密承诺，确保其具有与业务岗位要求相适应的专业能力和道德水准。
第六十三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在聘用保险资金运用专业人员时，对于受过刑事处罚、因从事经济活动受过行政处罚或者被金融监管机构认定为市场禁入者，不予聘用。
第六十四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资金运用部门与信息部门、财务部门、风险管理或稽核部门的人员不得相互兼任。
第六十五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应建立合理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
第六十六条 保险公司资金运用部门负责人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重要岗位人员应实行强制休假制度。
第六十七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应建立保险资金运用高级管理人员、重要岗位人员的年度述职报告制度及定期谈话制度。
第六十八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应建立保险资金运用高级管理人员、重要岗位人员的离任审计制度。保险公司资金运用部门负责人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应向中国保监会及时报告，并说明其离职的原因。

第五章 检查、监督与评价

第六十九条 保险公司应有独立于资金运用业务的部门，负责对保险资金运用有关风险控制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评价和报告。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应有独立于投资运作的部门，负责对受托管理保险资金和自有资金的运用情况进行检查、评价和报告。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应对保险资金运用进行全面、系统的内部检查，每年至少进行一次。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控制的监督检查结果应向董事会报告。
第七十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应重视和支持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控制监督检查工作，保证监督检查工作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对于弄虚作假、违反法律法规和风险控制制度的有关部门和人员，应追究其责任。
第七十一条 保险公司委托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保险资金的，可以向受托管理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派驻监督人员，该监督人员代表委托人监督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履行资产委托管理协议的执行情况，但不得干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正常业务。
第七十二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应建立健全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控制缺陷的纠正与处理机制，应根据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控制的检查情况和评价结果，提出整改意见和纠正措施，并对落实情况跟踪检查。
第七十三条 保险公司应每年向中国保监会报送《资产负债匹配报告》。资产负债匹配报告应包括战略配置、缺口管理、情景分析、压力测试等方面的内容。如有调整变动，应在董事会形成决议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上报。
第七十四条 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应向中国保监会报送资金运用的风险控制制度文本、资产委托管理协议、托管协议以及有关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控制的监督检查报告。
第七十五条 中国保监会对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保险资金运用实行动态监管，各公司应根据中国保监会的要求将有关数据与中国保监会的动态监管系统连接。
第七十六条 中国保监会可对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控制的建设和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和评估，也可委托专业中介机构对各公司的风险控制体系进行评估。
第七十七条 中国保监会将把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控制建设作为确定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资金运用业务范围、对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进行评级的一项重要考核指标和条件。
第七十八条 中国保监会可通过适当方式将对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风险控制的检查、评估情况向社会披露。

第六章 附 则

第七十九条 本指引由中国保监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八十条 本指引自2004年6月1日起施行。



我国物权立法不应采纳物权行为理论

李林启
(湘潭大学法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物权行为理论自被提出时起，就在各国法学界引起激烈批判和争议。本文从物权行为理论在理论上的错误、无因性原则的弊端、其对现实法律生活的影响及世界各国立法通例和我国国情等方面，阐述我国物权立法不应采纳物权行为理论。
关键词：物权行为 无因性 缺陷

物权行为理论的创始人公认为德国历史法学家代表人物萨维尼。十九世纪初萨维尼在柏林大学讲学中创造了这一思想：以履行买卖合同或其他以所有权转移的合同为目的的交付，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事实的履行行为，而是一个特别的以所有权转移为目的“物的契约”。他在1840年出版的《现代罗马法体系》一书中写道：“私法契约是最复杂最常见的……，在所有的法律制度中都可以产生出契约，而且它们是最重要的法的形式。首先是在债法中，它们是债产生的最基本的源泉。这些契约人们称之为债务契约。此外，在物权法中它们也同样广泛地存在着。交付是一种真正的契约，因为他具备契约概念的全部特征，它包含双方当事人对占有物和所有权转移的意思表示……仅该意思表示本身作为一个完整的交付是不足够的，因此还必须加上物的实际占有取得作为它的外在的行为，但这些都不能否认它的本质就是契约……该行为的契约本质经常在重要的场合被忽略了，因为人们完全不能把它与债的契约区分开来，那些行为常常是随时伴随来的。比如一栋房屋买卖，人们习惯上想到它是债法买卖，这当然是对的。人们却忘记了，随后而来的交付也是一种契约，而且是一个与任何买卖完全不同的契约，的确，只有通过它才能成交。”[1] 按照萨维尼的设想，一般人所谓的买卖过程可以分解为：（1）债的买卖合同即债权行为，它使得出卖人承担交付出卖标的物的义务而买受人承担支付价款的义务，在这一阶段买受人尚不能成为所有权人；（2）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并为不动产登记或者是动产交付，完成所有权的移转的行为；（3）买受人向出卖人支付价款。其中萨维尼对买卖过程的独特认识即第二点所有权的转移，它是一个不同于订立买卖合同的“处分行为”，即物权行为。
萨维尼上述思想包含了物权行为的重要原理，后世从萨维尼思想中发展出一系列对德国民法物权体系具有决定意义的原则，这些原则成为物权行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分离原则，也称区分原则、独立性原则。即在发生物权变动时，权利主体移转标的物的交付义务的法律行为与其完成物权的各种变动的行为是两个法律行为。前者是原因行为，后者是物权行为。因为这两个行为各自有其独立的意思表示和成立方式，因此他们是分离的两个不同的法律事实。即物权行为是独立于原因行为之外的。（2）无因性原则。无因性原则的意义，指物权行为在其效力和结果上不依赖其原因行为而独立成立，即原因行为的无效或者撤销不能导致物的履行行为的当然无效和被撤销。萨维尼对此的论断是：“一个源于错误的交付也是完全有效的。”正如萨维尼认为：物权行为应与作为其原因的债权行为相分离，物的履行的效力已经从债务关系的效力中被“抽象”出来。因此德国民法学中称此原则为“抽象原则”（Abstraktionsprinzip）。（3）物权变更的形式主义原则，即公示要件主义原则。因为物的合意乃是对物的交付行为中存在的意思表示的抽象，所以必须有一个具有公示性的行为来表达或者说记载这一物的合意，而且，该公示行为不仅应该具有物权的一般的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更应该具有表示该物的合意成立的效力，即没有该公示行为，物的合意不能成立，物权的设立、变更和废止即为无效。该公示行为的外在形式即为动产的交付和不动产的登记。[2]
简言之，萨维尼的物权行为理论，就是无论民事主体因何种原因而进行物权的变动，他们关于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均应为独立法律行为，其效力和结果与原因行为各自没有关联的学说。[2] 它是萨维尼在解释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立法过程中提出来的。萨维尼采用历史的研究方法，通过历史的溯源而寻找法律的规则和理论，不失为一种独特的法学研究方法。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及法律文明的演进，过去的规则不一定符合现实的需要，不能将历史的规则照搬至现实生活中。如美国法律哲学家E·博登海默所说：“一个法律制度，如果跟不上时代的需要或要求，而且死死抱住上个时代的只具短暂意义的观念不放，那么显然是不可取的。在一个变幻不定的世界中，如果把法律仅仅视为是一种永恒的工具，那么它就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3] 而在更进一步要求交易迅速简便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更不可能采纳这种制度。

一、物权行为纯系臆造与拟制，它实为一种事实行为。

物权行为实际上是学者虚构出来的抽象的纯理论的东西。它实为一种事实行为，并非“物权行为是客观存在的，它是法律行为的一种”。[4] 在私法领域中，实现私法自治的工具就是法律行为。[5] 一个人如果要和另一人个建立民事法律关系或实现对一个特定的物加以利用的目的，就必须要从事法律行为。法律行为的价值就在于能在当事人之间创设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在此过程中形成潜在的、新的法律。但物权行为在概念、效力、特征和价值等诸方面均与法律行为不符，绝无理由将其归入法律行为的范畴。首先，物权行为不同于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件的法律行为。依德国法学界大多数学者观点，物权行为指物的合意，即当事人关于设立、变更、废止物权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作为物的合意，它只是某种行为的构成要素，尚不能构成独立的行为；既非行为，也就谈不上是什么法律行为了。同时物权行为中意思表示的内容还要受到债权行为中意思表示的严格限定，它不能自主设定超出债权合意范围之外的权利义务关系。即物权行为中的意思表示并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它不过是债权合意的再现。正如有学者指出：“物权行为中所包含的意思表示在法律意义上是对债权行为意思表示的重复或履行。”[6] 其次，物权行为的法律效力源自法律规定，这与法律行为的本质是根本相悖的。法律行为是实现私法自治的工具，而物权法基本原则之一是物权法定原则。这样，如果将物权行为归入法律行为之一类，必将导致物权法定原则与私法自治原则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最后，从价值上看，物权行为并不具备在当事人之间设立权利义务关系的功能。因为根据物权法定原则，法律对物权变动的权利义务作出了明确而直接的规定，绝不存在引进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予以调整的余地。由此可见，创设物权行为这么一个与法律行为有种属关系的概念，只能导致法律行为概念本身的混乱，并在法律规则（如意思表示推定规则）的适用上引起一系列的矛盾。因此，物权行为概念虽然眩惑了不少聪明人的眼睛，但却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错误”。[7]
二、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具有明显的缺陷
（一）损害了民法的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
“物权行为有因或无因，不仅是逻辑的关系，而且是一项由价值判断及利益衡量来决定的立法政策问题。”[8] 德国民法典立法者正是为了交易安全之目的，基于政策的考虑，而将原因从物权行为中抽离，使物权行为无因化。依据无因性原则，在买卖合同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以后，标的物的所有权因交付即发生移转，出卖人丧失所有权，所有权在法律上归买受人享有。如果买受人将标的物出卖给第三人，则为有权处分，出卖人不能享有追及权。可见，无因性原则过分强化了物权转移的确定效力，在侧重保护买受人和第三人利益的同时，却严重削弱了对出卖人权利的保护，使天平严重地倾向买受人或第三人一边，这是对公平原则的漠视。以动产的买卖为例，假设出卖人在交付标的物而未获得价金的情况下，买卖合同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无因性原则先承认标的物的所有权转移，再通过返还不当得利将所有权回归出卖人；而依据有因性原则，标的物所有权未发生转移，仍归出卖人所有。无因性原则增添了法律适用的复杂性，而且使出卖人丧失了特殊的物权保护，只能依赖不当得利请求权予以保护。如果买受人破产，或将标的物低价转让等，出卖人仅享有债权请求权，根本不能维护其利益，甚至使其一无所获。尤其应当看到，依据无因性原则，第三人在恶意的情况下，也能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这就可能纵容买受人非法移转财产或与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出卖人的利益，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且不符合所有权取得的合法原则。
（二）受到了善意取得制度和公示公信制度的挑战
首先，善意取得制度除了能发挥无因性理论所具有的保障交易安全的作用外，还能为第三人担供更为广阔的保护空间。同时，善意取得制度能合理地平衡当事人之间及与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市场具有一定风险，要求市场主体对交易尽到合理的注意。善意取得制度仅有鉴别地保护那些尽到必要注意的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符合公平的原则，而无因性原则完全免除第三人注意义务，不加区别地保护第三人，显然不合理。其次，无因性原则所具有的保护不动产交易安全和减少举证困难的作用可以通过交付、登记等公示公信制度来实现。[9]
综上，我们发现，物权行为无因性的诸多“应有功能 ”与其“实有功能”之间产生了极大的分离，其“应有功能”绝大部分已被善意取得制度和公示公信制度所抽空，而残余部分也超出了交易安全保护的合理范围，甚至有鼓励不诚实交易的倾向，因此有违民法的根本宗旨。鉴于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存在着明显的弊端，德国司法判例及学说理论提出了所谓物权行为无因性相对化理论，如“共同瑕疵说”、“条件关联说”、“法律行为一体说”，这些修正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实际上反映了取消无因性的趋势，这也是由无因性本身的致命缺陷所决定的。
三、物权行为理论人为地使现实法律生活复杂化，对法律适用不利
物权行为理论把生活中简单的财产转让分解为数个完全独立的法律行为，以买卖为例，当事人之间缔结买卖合同的合意是债权行为或债权合同。它仅能使双方当事人负担交付标的物和支付价金的义务。如果要发生标的物和价金的所有权移转，则当事人必须达成移转的合意，同时还要从事登记或交付行为。而且物权行为是独立于债权行为之外的。 这样人为地使现实法律生活复杂化，不利于法律在实践中的适用。同时，该理论人为地割裂了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的必然联系，违背生活常理，难以为大多数人理解，给社会生活特别是现实中大量即时结清的买卖带来许多不便，扭曲了现实生活，也阻碍了法律的普及推广，给群众守法添造了人为屏障。德国自由派法官奥托·冯·吉耶克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说：“如果在立法中以教科书式的句子强行把一桩简单的物品买卖在至少是三个法律领域里依法定程式彻底分解开来，那简直是在理论上对生活的强奸！一个人去商店买一双手套，他本可以一手交钱一手拿货，可他必须瞪大了眼睛提防着要发生的三件事：1、这是在订立一个债法上的合同，因此而产生的债务关系要清偿履行；2、缔结了一个与其法律原因完全脱离的以所有权转移为目的的物权契约；3、在上述两个法律行为之外，必须进行虽然是一项法律‘动作’但不是法律行为的交付。这些不是纯属虚构吗？如果现在把实际中的一个统一的法律行为的两种思维方式编造成两种各自独立的合同，那就不仅仅是脑子里怎么想的问题，而是依思维方式的超负荷损害实体权利。”[1]
四、世界各国立法通例及我国国情决定
除德国立法与判例以外，绝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判例并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法国法采纳纯粹的意思主义，主张物权的变动，依当事人的债权意思表示而发生效力，而不须采取登记或交付等形式。瑞士法采纳登记或交付主义，即物权的变动，除债权意思表示外，还必须以登记或交付为要件。美国法则采纳契据交付主义，即有关不动产权利变动之情形，除让予人债权意思表示外，还须将契据交付给受让人，即发生不动产权利变动之效力，受让人可以将契据拿去登记，但一般而言（各州规定不尽一致），登记不是生效要件而是对抗要件。[10] 这些立法例各具特色，对促进和鼓励交易，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以及维护交易安全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见，采纳物权行为理论并非世界各国立法通例。
我国现行民法是否已采纳了物权行为理论，对此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民法不承认物权行为；[11] 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民法和司法实践，均已不自觉的承认了物权行为。[2] 从我国现行立法规定来看，确实规定登记或交付为物权变动要件，就动产所有权转移而言，我国《民法通则》第72条规定：“按照合同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移转，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就不动产所有权的变动而言，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不论是土地权属的变更，还是房产所有权的变更，均应当办理登记。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我国民法承认物权行为理论，因为就动产来说，我国民法从未承认动产所有权的移转必须具有物权合意。就不动产来说，我国法律也不承认在不动产转让合同中存在债权合同和物权合同两个合同，不动产的交付是依据不动产买卖合同所产生的义务，而不动产的登记也要以不动产买卖合同为依据。也就是说，我国立法对交付、登记等物权变动的要件规定，主要是出于公示的要求，不能成为物权行为存在的依据。概括来说，我国民法的规定类似于瑞士法的立法模式，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采取此种模式而非物权行为模式，具有明显的优越性：第一，它符合我国的立法传统，而且易于被执法者理解和掌握。而物权行为理论“捏造了独立于债权行为之外的物权行为，又进一步割裂原因与物权行为的联系，极尽抽象化之能事，符合德国法学思维方式对抽象化之偏好，严重歪曲了现实法律生活过程，对于法律适用有害无益，毫无疑问是不足取的。”[12] 第二，我国的立法模式切实反映了各种纷纭复杂的动产交易和不动产交易的内在需要，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而且完全符合我国现实生活常情。而德国的物权行为理论将现实生活中某个简单的交易关系，人为地虚设分解为三个相互独立的关系，使明晰的物权变动过程极端复杂化。第三，我国的立法模式能够有效地、平等地保护交易当事人的利益，不管是对出卖人还是对买受人都能够兼顾其利益，并平等地加以保护。而物权行为理论，割裂交付、登记与原因行为的关系，虽然强调了对买受人的保护，但却忽视了对出卖人的保护。[13]
总之，物权行为理论是德国特定历史文化的产物，它虽然被德国立法和实务所采纳，但其自身缺陷必将导致其灭之，且其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现代的作为一种制度的法治不能靠‘变法’或移植来建立，而必须从本土资源中演化创造出来。”[14] 按照法律本土化的要求，我国物权立法也不宜采纳这一理论。而只能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重视法律制度在实践上的现实价值、强调法律制度与现实社会的协调、注重法律制度的公平正义和对当事人利益平等保护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的立法模式和规则体系。



参考文献：
[1] [德]K·茨威格特、H·克茨：《“抽象物权契约”理论——德意志法系的特征》，孙宪忠译，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2期。
[2] 孙宪忠：《物权行为理论探源及其意义》，法学研究，1996年第3期。
[3] [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6页。
[4] 谢怀?颉⒊绦ィ骸段锶ㄐ形?砺郾缥觥罚?ㄑа芯浚?002年第4期。
[5]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
[6] 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6页。
[7] 毛玮、刘蕾菁：《物权行为理论质疑》，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8]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页。
[9] 杨垠红：《我国物权立法不宜采用物权行为理论》，引进与咨询，2001年第2期。
[10] 钱明星：《物权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页。
[11] 梁慧星：《我国民法是否承认物权行为》，法学研究，1989年第6期。
[12] 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123页。
[13] 王利明：《物权行为若干问题探讨》，中国法学，1997年第3期。
[14]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作者:李林启,男,河南省原阳县人,湘潭大学法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