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 澳大利亚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文化合作协定一九八六年和一九八七年执行计划


（签订日期１９８５年１２月２６日 生效日期１９８５年１２月２６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以下简称“双方”）为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根据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九日签订的两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经过中澳联合委员会的协商，就一九八六年和一九八七年两国文化交流执行计划达成协议如下：

　一、文化艺术
　　（一）中国文化部部长于一九八六年访问澳大利亚。
　　（二）双方各派一艺术管理考察团到对方国家访问和考察。
　　（三）双方各派一艺术教育代表团到对方国家访问。
　　（四）中国中央芭蕾舞团两名主要演员到澳大利亚芭蕾舞团与该团合作演出。
　　（五）澳大利亚芭蕾舞团两名主要演员到中国中央芭蕾舞团与该团合作演出。
　　（六）澳方于一九八六年提供一台费尔莱特电脑乐器给中国中央音乐学院。马丁·韦斯利·史密斯博士于一九八六年四或五月到中国负责安装和指导中方操作。
　　（七）中国一名作曲家（如可能，建议电子音乐方面的作曲家）和一名翻译于一九八七年到澳大利亚访问，为期四周。
　　（八）澳大利亚一名作曲家于一九八六年到中国的音乐学院访问，为期四周。
　　（九）双方各派一戏剧学院院长到对方国家访问，具体事宜另行商定。
　　（十）双方各派一名话剧导演到对方国家访问，探讨上演对方话剧的可能性，具体事宜另行商定。
　　（十一）双方各派一作家代表团到对方国家访问，具体事宜由双方有关单位另行商定。
　　（十二）中国两名工艺师于一九八六年到澳大利亚访问，为期两周。
　　（十三）澳大利亚两名工艺教师于一九八七年到中国访问，为期两周。
　　（十四）双方互派设计师到对方国家访问，具体事宜由中国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设计局和澳大利亚委员会设计艺术局另行商定。
　　（十五）中方提供两个艺术方面的奖学金名额，供澳大利亚两人到中国学习中国艺术，为期一年。具体事宜另行商定。
　　（十六）中国歌舞团于一九八六年到澳大利亚访问演出。
　　（十七）澳大利亚室内乐团（六人）于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初到中国访问演出并讲学，为期两周。
　　（十八）中国民族乐团于一九八七年到澳大利亚访问演出，为期两周。
　　（十九）澳大利亚芭蕾舞团在条件具备时于一九八七年到中国访问演出。
　　（二十）双方各派一艺术展览到对方国家展出，具体事宜另行商定。
　　（二十一）澳方向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提出，中国古代传统技术展览于一九八七年开始在澳大利亚展出，时间不超过一年。具体事宜和费用由双方有关单位另行商定。
　　（二十二）双方鼓励互派音乐、舞蹈、戏剧、美术、杂技等方面的艺术家和专家到对方国家进行访问、短期讲学和业务交流。

　二、教育
　　（一）澳大利亚教育部长于一九八六年访问中国。
　　（二）双方每年继续互换十六个奖学金名额。
　　（三）双方互派自费留学人员。澳大利亚到中国自费留学的人数和中国到澳大利亚留学的人数将另行商定。
　　（四）双方每年互派语言教师到对方国家任教。中国汉语教师在澳任教一至两年，澳大利亚英语教师在华至少任教一年。交换条件和人数将另行商定。
　　（五）双方互派大学校长副校长代表团。澳大利亚大学副校长代表团于一九八六年访问中国；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于一九八七年访问澳大利亚，各为期两周。国际旅费由派出方负担。境内食宿、交通费由接待方负担。
　　（六）双方交换教育情报资料。双方将指定具体单位负责此项工作。
　　（七）交换留学生和短期教师对双方都是有益的。双方将分别努力创造条件，进一步扩大这种交流，具体措施包括：
　　１．增加奖学金名额；
　　２．提供专供语言学习的奖学金名额；
　　３．（１）中方派遣一或若干组教师赴澳短期讲授汉语、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
　　（２）澳方派遣一或若干组英语教师赴华短期讲授英语；
　　４．本款所述交流活动的具体时间、期限、规模和经费负担方法将另行商定。
　　（八）中方希望澳方对中国赴澳研究生免收海外学生费，澳方注意到中方这一要求，并将积极研究这一问题。

　三、高等院校校际交流
　　双方鼓励和支持两国高等院校（包括艺术院校）建立联系，进行学术交流、人员往来和资料交换。

　四、图书、出版
　　（一）澳大利亚图书馆代表团于一九八六年到中国访问两周。
　　（二）澳方派图书馆专家（一至二人）到中国讲学，为期一至六个月，具体事宜另行商定。
　　（三）中方派图书馆专业人员或教师（一至三人）到澳大利亚图书馆进修，为期一年。具体事宜另行商定。
　　（四）两国图书馆学会各派一代表团到对方国家访问。
　　（五）双方鼓励两国图书馆之间进行资料交换。
　　（六）双方鼓励各自的出版和印刷机构进行业务交流、交换出版物和专业资料，并翻译出版对方的文艺作品。

　五、新闻、广播、电视、电影
　　（一）双方鼓励和支持两国新闻界进行新闻工作者的往来和业务交流。
　　（二）双方各送一新闻图片展览到对方国家展出，具体事宜由双方有关单位另行商定。
　　（三）双方鼓励两国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交换广播和电视节目，并进行人员和业务交流。具体事宜由两国相应机构另行商定。
　　（四）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澳大利亚电台继续互派人员到对方电台工作。
　　（五）澳大利亚电台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短期培训英语播音员或记者。
　　（六）北京广播学院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澳大利亚电台中文部提供播音员。
　　（七）中方于一九八六年举办澳大利亚电影周。澳方于一九八七年举办中国电影周。
　　（八）中方于一九八八年举办澳大利亚电影回顾展。
　　（九）双方鼓励电影方面的学术交流、人员交流和资料交换。

　六、体育
　　双方鼓励加强两国体育机构间的联系和合作。具体项目由两国体育组织另行商定。

　七、社会科学
　　双方同意有关社会科学的交流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同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另行商定。

　八、其他交流
　　双方鼓励和促进友好省州、友好城市和非政府机构之间开展文化艺术交流，以利于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九、澳大利亚建国二百周年
　　中方愉快地接受澳大利亚政府的邀请，将积极准备参加澳大利亚建国二百周年庆祝活动，并就此事与澳方进行必要的商讨。

　十、中澳联合委员会
　　中澳联合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一九八七年在堪培拉举行。

　十一、财务规定
　　（一）根据本执行计划派出的官方项目代表团（组）或人员互访所需费用规定如下：
　　１．派遣国负担代表团（组）或人员的往返国际旅费。
　　２．接待国负担代表团（组）或人员在该国访问期间的食宿、交通和保证访问所必需的医疗费用或医疗保险费用。
　　澳方注意到本款规定符合惯例，并向中方说明：有关此款细节澳方将进一步研究。
　　（二）根据本执行计划派出的官方项目表演艺术团（组）或人员互访所需费用规定如下：
　　１．派遣国负担艺术团成员的往返或到第三国的国际旅费，以及该团（组）的道具、演出服装、乐器等项的国际运输费用。
　　２．接待国负担艺术团（组）成员在其国内的食宿、交通和保证演出所必需的医疗费用或医疗保险费用，以及该团（组）的道具、演出服装、乐器等项的运输费用。
　　３．其他财务事项将另行协商解决。
　　（三）根据本执行计划互办的官方艺术展览的费用规定如下：
　　１．送展国负担展品往返或到第三国的国际运输费用和保险费。
　　２．承展国负担展品在其国内展出所需的一切费用并确保展品安全。
　　３．送展国负担随展人员的往返或到第三国的国际旅费。
　　４．承展国负担随展人员在其国内的食宿、交通和保证工作所必需的医疗或医疗保险费。
　　（四）根据本执行计划派出的到对方国家任教或工作的教师、专家所需费用和报酬，除本计划条款已作规定的项目外，由双方有关机构另行协商解决。
　　本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可通过协商对其中的项目进行调整或撤销或增加新项目。
　　本计划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本计划于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字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澳大利亚政府
　　　　　　　代　表　　　　　　　　　　　　　代　表
　　　　　　章　金　树　　　　　　　　　　　洛　夫　德
　　　　　　（签字）　　　　　　　　　　　　（签字）
不良信用记录？——解读准贷记卡透支及其还款记录
近日，因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笔者与住房公积金中心进行了“第一次亲密接触”，没想到这次亲密接触并非特别顺利，问题出在一张工商银行“准贷记卡”上。2002年，笔者办理了一张准贷记卡。记得当时的工商银行信用卡章程规定的透支最长期限为30天，因此笔者也养成了透支后30日内还本付息的习惯。而按照2009年2月22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国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章程》规定“准贷记卡透支利息自银行记账日起，按人民银行规定的透支利率计收单利，透支期限最长为60天。”
在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过程中，笔者按要求打印了一份《个人信用报告》。其中“信用卡最近24个月每个月的还款状态记录”栏目出现了大量的“1”。按照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人员解释，此栏目中出现“1”，即为负面信息或不良信用记录，而出现“1”连续三次或者24个月内出现六次，则拒绝发放公积金贷款。为此，笔者不得不研究这一问题。因本人所持有的卡均系工商银行信用卡，本文仅以工商银行为例。
一、“1”的含义解读
我国《征信管理条例》于2009年10月13日首次全文征求社会各界意见，2011年7月23日第二次征求意见，迄今并未出台，而且该征求意见稿中，仅使用了“不良信用记录”一词，并未加以界定。那么，《个人信用报告》是不是所有的“1”都属于“不良信用记录”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个人信用报告》中，准贷记卡的“1”是表示透支1-30天；而对于在贷记卡，“1”表示未还最低还款额1次。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解释，《个人信用报告》中的数据，只是代表所收集的事实，而对于这一事实的属性的判断，则由阅读报告者自行判断。
首先，我们来分析下贷记卡还款记录中的“1”。贷记卡是允许透支的，而且具有免息期、最低还款额等优惠措施，实际上是很宽松的透支—还款政策。贷记卡的“免息期”，即为从透支之日起至次月25日为止，最长56日，最短25日的一个期间，在此期间内全额还款，则合同之债消灭，且不产生任何违约责任。所谓“未还最低还款额1次”，即是在免息期届满之内，未还款或者还款数额没有达到最低还款额，属于逾期，产生违约责任。
其次，就准贷记卡而言，虽然也属于信用卡，但是其还贷方式却与贷记卡有所不同。准贷记卡是不具有“免息期”的，从透支之日起就计算利息。但是，准贷记卡同样有一个期间，即60日的“最长透支期限”。在此期限中还本付息，合同之债同样归于消灭，同样不产生违约责任的问题。
第三，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局长邵伏军同志主编的《百姓征信知识问答》一书，其中，明确指出：“准贷记卡的24个月还款状态出现“1”或“2”，为什么不能说是负面信用记录？这是由准贷记卡的性质决定的，24个月还款状态中出现“1”或“2”，并不意味着准贷记卡处于不正常状态，实践中，多数商业银行视准贷记卡客户在60天内还款为正常还款，不会影响该客户新的授信申请。客户当月只要使用了准贷记卡，并且没有在商业银行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报送数据前还清，在还款状态中就被记为透支，即还款状态表示为“1”。
二、两种“1”的本质不同
透支，是一种合同法上的借款合同，由于出借方为金融机构，且采用格式合同，故各商业银行一般采用“章程”的形式加以规定。其实，在《个人信用报告》中还款记录中，贷记卡的“1”与准贷记卡的“1”本质上确实是完全不同的，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结论正确，但是其理由，表达的不够清楚。兹试叙如下：
首先，贷记卡的“免息期”与准贷记卡的“最长透支期限”具有相同的法律性质，即一种法律期间。这种法律期间是基于格式合同而产生，因透支行为发生而开始计算。这一期间的届满二者有所不同：贷记卡的免息期届满，是在每个月的固定期日，而准贷记卡的最长透支期限，在期间达到60日后届满。无论透支是否计息，本质上，二个期间都属于合同的履行期间，在履约期间履行还款，均为正常还款。
其次，所谓不良信用记录，实际上是一种违约事实的记录。在贷记卡中，“1”所代表的“未还最低还款额1次”，即代表合同履行期间届满后的违约责任发生一次。这种违约一般称为“逾期”，属于不良信用记录。而在准贷记卡中，“1”所代表的，仅仅是仍处于合同履行期间的一次透支行为，而不存在“逾期”问题，更不产生违约责任。准贷记卡的透支行为，合同履行期间实际上是60日，只有60日届满后仍未还款，即还款记录出现“3”的时候，才能完全确定为违约责任发生一次。因此，正如征信中心所解释“1”或“2”，根本不能说是负面信用记录。
第三，在准贷记卡征信问题上，征信中心的这种设计是不科学的，导致记录本身不准确。按照征信中心的说法：准贷记卡客户当月只要使用了准贷记卡，并且没有在商业银行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报送数据前还清，在还款状态中就被记为透支，即还款状态表示为“1”。按照“报送数据”（似乎是每月8日）时间为准这种设计，违约行为发生后，很可能不被记录。如，在8日之前产生违约状态，但是在8日之前又延迟履行完毕的一些违约记录，是不可能被记录下来的；再如，8日后透支，次月8日前还清，虽然透支20多日也不会记录。
三、余论
个人信用报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目前在征集、管理和利用中，确实存在大量不科学的问题。对“不良信用记录”明确加以界定，就是其中一个即为重要的方面。而这者不单单是银行业或者征信中心本身的问题，也与信息利用者的素质密切相关。最后谈几个于此问题相关的问题，作为“余论”。
1、《信用报告》只是作为基础数据的作用，在证据体系中仅仅相当于事实，而对事实的评判，则是利用者的工作。我国住房公积金中心的法律地位应当属于法律授权的组织，尽管相关法律尚未完善，但是，其审批属于行政法上的具体行政行为，其发放贷款贷为给付行政，一切行为应当受行政法制约。以行政权为基础判读《信用报告》其行为性质虽然与商业银行行使经营自主权不同，但是，对于“负面信息”“逾期”“恶意透支”等现象的判断标准应该与商业银行以及征信中心完全统一，即应当以违约责任发生为准绳，这也是合理判读信用信息的唯一准绳，决不能另搞一套。
2、应当加速有关立法进程。一方面，在征信报告的判读标准方面，国家应在《征信管理条例》制定中统一规则，凡是征信利用者均应遵守，无论商业银行、住房公积金中心抑或其他单位个人，庶几可以避免很多混乱。另一方面，各商业银行如何掌握松紧（如多少违约次数才能为不良信用之认定），固然是其经营自主权，但是，作为不是商业银行、而应当受行政法约束的“住房公积金中心”，在不良信用尺度上制定全国统一的科学标准，不是由各地住房公积金中心“自行掌握”，限制各中心的自由裁量权，以期其行政行为走上法制化轨道。这两方面，都必然需要加速立法进程才能实现。
3、对于是否放贷这一涉及行政相对人重大利益的行政决定，必须给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救济。在办理贷款过程中，有关申请表格居然赫然写着类似“对住房公积金中心是否放贷，不得提出异议”这一类词句，以规避纠纷，是在是不明智之举。现实中，对公积金中心提起行政诉讼之案例，已不罕见。如，邵阳市中院在判例中认为，邵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具有行使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的审批权及行政处罚权，具备行政主体资格，其贷款审批行为属于行政行为事实上，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事实上，不但对于住房公积金中心，对于社会保障机构，退休人员对于退休金有疑义的，也应该进行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毕竟，法律授权的组织行使的乃是行政权。在这些并非政府机关的“法律授权组织”面前，每个人，不论公务员、法官、大学教授，还是企业、银行业员工，都是事实上的或者潜在的行政相对人，而不受制约的行政权才是最可怕的。
二○一一年九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