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销合作总社


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印发《毛竹、篙竹经营管理办法》的通知

自一九六四年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制定《毛竹、篙竹经营管理试行办法》以来，对改善毛竹、篙竹的经营管理，扩大购销，促进生产起了一定作用。后来由于受林彪、“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加上这个办法的本身也还不够完善，执行中遇到一些问题。为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对这个办法重新进行了研究和修订，现印发给你们，从今年十月一日起按此办法执行。并希将执行情况及时报告总社。

毛竹、篙竹经营管理办法

（1979年9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大力促进毛竹、篙竹生产发展，加强经营管理，扩大收购，作好分配，安排好市场，支援农业、工业生产高速度发展，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多作贡献，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毛竹、篙竹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管理的商品。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以下简称总社）参与制定收购、调拨、出口等项的商品流转计划，并负责组织执行。
第三条 各级经营部门在各级党政的领导下，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财经工作的总方针。要积极办好毛竹商品生产基地，做好购销工作，不断改善经营管理，提高规格质量，减少环节，降低费用，增加积累。为工、农、渔业和出口等提供价格适当，规格合用，质量优良的原材料。

第二章 计划管理
第四条 各级经营部门应该按照“统一计划，分级管理”的原则，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上下结合，综合平衡，做好收购、调拨、销售、出口计划。
第五条 毛竹、篙竹的收购、调出、调入和供应出口年度计划，由国家计委纳入国民经济计划下达；省际（市、自治区）之间的调拨流向业务计划，由总社土产果品局下达。
第六条 各级经营部门必须认真执行国家计划，积极收购，做好供应，保证外调和出口。在执行调拨计划时，应先省外后省内。
第七条 各级经营部门应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规定和“谁经营，谁填报，谁主管，谁汇总”的原则，以及总社规定的统计制度，按时上报统计报表，不得拖延。

第三章 收购
第八条 各级经营部门必须加强生产观点，积极参与制定生产规划，做好竹林的近山培育管理和远山开发利用，主动与林业部门配合，协助公社、生产队发展毛竹、篙竹生产。根据“以营林为基础、造管并举、造多于伐、采育结合、综合利用”的林业建设方针，按照毛竹、篙竹的生产规律，采取留养冬春笋，劈山抚育，合理砍伐，防治病虫害等科学管理措施，逐步做到砍八留六，严禁砍伐四年以下的嫩竹，增加立竹密度，提高竹林质量。
第九条 加强合同制度。基层收购单位根据国家下达的收购计划，与生产单位协商签订派购合同。产销经营单位经过协商，也可根据总社下达的调拨计划签订调拨合同。合同要明确规定数量、规格、质量、价格、交货时间和地点，以及经济责任等项，双方必须信守执行。
第十条 规格质量标准。
毛竹：收购规格质量为色青黄，不破裂，无虫蛀，无大弯，竹龄五年以上。粗度，由根部向上，五市尺起围，围径七市寸（不足一市寸的，按四舍五入计算）。长度，原则上应为自然长度，围径七至八市寸的，长度不能少于二十一市尺，围径九市寸以上的，不能少于二十四市尺。砍断处不得高于地面三市寸，梢部围径不得小于四市寸。对于特殊用竹的规格质量标准，由有关省、市、自治区自行规定。
调拨规格质量标准，原则上与收购规格质量标准相同。但有以下情况仍为合格：竹梢破裂在二市尺以内，数量不超过百分之五；虫蛀（每根不超过四个眼）和肿胖（每根不超过三个节）竹数量不超过百分之一；水运毛竹短于规定收购长度标准二市尺以内的。
供应规格质量标准，各省、市、区可参照收购调拨规格质量标准自行制定。
篙竹：粗度，由根部向上五市尺起围，围径四市寸以上。长度，最低十七市尺以上。竹龄五年以上，竹枝向梢部顺剃，有兜有梢，带蒲头，根部不打眼，头梢均匀，皮节无损伤，色青黄，不破裂，无虫蛀，不弯曲。
第十一条 毛竹收购、调拨规格质量等级差价。毛竹收购价和调拨价，均以围径九市寸、长度二十四尺为标准。
收购等级差价，围径每大一市寸加价百分之三十；每小一市寸扣价百分之二十。长度二十四市尺以上的不加价，长度不足的，每短一市尺扣价百分之四。
调拨等级差价，围径每大一市寸加价百分之二十五，每小一市寸扣价百分之十五。长度二十四市尺以上的不加价。陆运的，每短一市尺扣价百分之三。水运的，允许误差二市尺以内，超过部分每短一市尺扣价百分之三。
第十二条 基层收购单位应加强验收制度。验收人员应不断提高政治思想、业务技术水平，做好验收工作。收购和调拨毛竹、篙竹必须按照规定的规格质量标准，检质验量，对不符合规格质量标准的，按质论价收购和调拨。
第十三条 基层收购点应根据便于生产者交售、便于短途运输和符合经济核算的原则设置，以便做到随时收购，随时调运，保证将收购的新鲜毛竹、篙竹全部及时运出。
第十四条 为了鼓励生产者积极生产和交售毛竹、篙竹，各经营部门应根据国务院规定的奖售政策和标准，实行物资奖售，并及时兑现。
第十五条 毗邻地区毛竹、篙竹收购单位应加强联系，在价格等方面制定大体一致的标准，以利双方切实执行收购计划。

第四章 供应
第十六条 毛竹、篙竹的分配原则，要把支援农业、渔业生产放到首要地位；对特需、防汛救灾、援外用竹要保证供应；积极安排好市场和其他方面的需要。
第十七条 对特需用竹的供应，属于地方特需、防汛救灾的，由当地经营部门在地方销售指标内安排供应；属于中央特需，特大防汛部分，由总社负责安排供应。
第十八条 各调入地区的农业、渔业以及轻工业加工等用竹，在国家计委安排的调入指标中，由省、市、区供销社组织供应。中央各部在各地的直属企业用竹，无论产区、销区均由当地省、市、区统筹安排供应。
第十九条 用竹部门的用途各异，要求供应不同规格、质量的毛竹、篙竹，各经营单位应加强调查研究，进行合理分配，必须贯彻节约原则，做到大材大用，小材小用，综合利用。

第五章 运输保管
第二十条 毛竹、篙竹的运输费用，在全部费用中占的比重较大，调运毛竹、篙竹必须选择最经济、最合理的运输路线和运输工具，尽量做到直线运输。水运费用一般较低，凡是能水运的，除特殊急用外，不要陆运。运输要注意安全。
第二十一条 产区外调毛竹、篙竹，应根据减少运输里程和中转环节，以及便利调入地区接运的原则，确定运输路线和交货地点。水运的毛竹、篙竹，应在能够原排运往销区的码头（河、港面）交货；陆运的，应在火车站附近的仓库、贮材场验收，车站货场交货。交货前运输等一切费用由调出单位负担，交货后的一切费用由调入方负担。有条件的地区应采取送货制。
第二十二条 各调入地区应根据调拨计划，会同产区及时编造运输计划，并派人到产区交货点进行验收。验收时，陆运的，要点数、检尺；水运的，亦应尽可能做到点数、查尺，如确有困难时，由双方协商采取抽查办法验收。销区验收后，产区凭验收证明和铁路、航运部门的托运单，向调入单位按托收承付办法结算，接货单位不能无故拖延和拒付。接货单位如发现有误时，在货到达七日内通知对方协商处理。
第二十三条 各产、销经营单位，应加强与铁路、交通运输部门的协作，不断提高装车技术和装载量，努力达到运输部门规定的技术装载标准。
对装车、扎排需要的毛竹、篙竹，由产区在当地销售指标内安排，其费用由调入地区负担。
第二十四条 必须建立健全保管责任制度。入库出库要查点清楚，做到先进先出，推陈贮新，帐实相符。
第二十五条 毛竹、篙竹容易破裂、变质，应妥善保管。在陆地存放，要码垛整齐，也应设法苫盖，并做好防洪工作，以免冲走。要积极修建简易仓棚，加强贮存保管。保管人员要经常检查存放情况，如发现变质现象，应报请有关部门处理。

第六章 经营环节
第二十六条 毛竹、篙竹是支援农业、渔业生产的物资，经营环节应尽量减少，计费标准应从严掌握。产区应由省级经营单位组织，县级经营单位经营，基层单位代购。在县范围内销售的，由县主管部门按照计划组织产、销直接见面。在省范围内调剂的，由省主管部门组织产、销县直接见面。调入地区原则上由省、市、区统一组织进货，直运县、市经营。如销量不多，直运有困难的，也可由省二级站经营，供应需竹单位。
第二十七条 调出县外（包括省内调拨）的毛竹，每根收一角钱的生产扶持费。由产竹省、区经营部门掌握使用，作为补充竹林培育管理，竹林河道维修和少量的科研等费用，不得挪用。在每年终了后三十天内，将上年收入、支出、结存，列表报总社土产果品局。
第二十八条 毛竹收购、调拨、销售价格，按照物价总局和供销合作总社的规定执行。


漫谈税收中的政策与法律

舒国辉 信州区国家税务局


留意并琢磨税收中的政策与法律，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作为税收专业人员，我们发现税收领域一个有趣的现象：税收政策构成一片汪洋大海，税收法律则是这片海洋中的几个孤岛。在日常执法工作中也是这样，我们查阅以适用税收政策的场合要远远多于查阅税收法律的场合。可以说，依法治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税收政策治税。这时我们自然会想到：为什么税收政策的数量以及在实际工作中的作用要大于税收法律的数量和作用，税收政策与税收法律之间是什么关系？本文就从税收政策与税收法律产生的背景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着手，谈谈自己对这个话题所了解到的知识以及对此话题的认识。
一、税收法律：体现税收法定主义
税收在本质上是对纳税人财产权的一种强制、无偿剥夺，具有天然的侵害性。在强调人权高于一切的西方社会，财产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因为人无财产则难以自立。因此，西方国家十分重视对税收的法律规制，严格控制税收的征收范围，以免侵害纳税人的财产权益。但国家的税收利益由于具有正当性同样不容侵害。为均衡国家和纳税人的利益，税收历来是属于法律保留的事项，也就是说，税收的要素包括税种、纳税人、税率、纳税环节等以及税收的开征和停征，只能由法律予以规定，其他任何文件均不得涉及。这个原则和传统就是所谓的税收法定主义。
税收法定主义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逐步展开也从西方国家传入我国。其明显的标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10条第8项的规定：税收基本制度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该规定排除了税收基本制度由其他机关规定的可能性，从而体现了严格的税收法定主义。税收基本制度包括税收的属性、税收基本原则、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等内容，是税收领域的基本指导方针。目前，我国宪法中关于税收的规定只有第56条的规定，该规定只规定了依法纳税是我国公民的基本义务，但是对公民在税收领域的基本权利宪法则没有提及。这个现象遭到了国内外的广泛批评，认为我国在税收领域实行的还是“义务本位”的原则和立场，与现代社会“权利本位”的法治发展潮流格格不入。为改变这种状况，我国税收基本法正在紧锣密鼓地谋划和建立之中，预计不久就将出台。这部法律的出台，是我国税收领域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我国税收法定主义将迈向一个新的台阶，纳税人权利将被明文规定，体现出我国税收文明的长足进步。
除税收基本法外，基本的税收实体制度如税种制度等也应属于法律的专属立法权，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由法律形式予以公布。目前我国税收实体法中，税收法律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等几部，其他的税收实体法仅仅由国务院颁布的条例作出规定。税收程序法方面的表现则好得多，《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在1992年就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并施行，2001年进行的修改进一步加强了其可操作性，成为我国目前税收基本法。但税收程序法无论如何重要其地位和作用均不能代替税收实体法，因此完善我国税收实体法成为我国加强税收法定主义急待解决的问题。
坚持税收法定主义，我们同样要尊重和保障国家正当的税收利益。我国传统上对纳税人的权利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税收法定主义对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功能才得以凸显，但事实上国家税收利益被侵害的现象诸如偷税、少缴纳甚至不缴纳税款、骗取国家税款等也是普遍存在。税收法定主义宣示的是严格“依法治税”的理念，坚持税收法定主义，就是要严格地制定并实行税收法律，依法保障国家和纳税人双方的合法利益。税收法律再完善，如果得不到实行，我国仍然不存在税收法定主义。因此，当前我们不仅要关注税收立法制度是否完善，更要关注税收法律的实行状况。
二、税收政策：体现税收能动主义
当代法治发展的一个特点是行政权力不断膨胀，立法权则相对处于保守的立场。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是：行政权力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张，现代行政已经从“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被动行政演变为为社会提供最多福利的主动性“福利行政”；行政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复杂性，立法部门不具备足够的知识和经验来完成相关的立法任务；行政工作具有很大的变动性，行政法律制度相比于民事、刑事法律制度具有更大的变化性。行政工作的变动性决定大量的行政执法制度不适合由立法机关以立法来规定，因为法律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变动性过大将使法律失去权威而得不到尊重和实行，目前世界上只有一两个国家制定了《行政法典》的事实就是证明。
在行政执法需要相关依据，但立法在客观上又不能满足行政机关的需求的情况下，由立法机关制定法律规定基本的行政执法制度，具体的制度则留给行政机关本身以行政法规、行政政策的形式来完善就成为不得已的选择。在立法上的表现就是由立法机关授予行政机关进行相关立法的“委任立法”不断增加，以最大程度地发挥行政机关的能动性以取得最佳的行政管理效率。这种行政权力由被动型演变为主动型以及行政权力不断扩张的状况与过程，我称之为行政能动主义。税收能动主义就是表现在税收领域的税收行政执法权力在广度、深度上的拓展，有时这种拓展延伸到立法、司法方面。向立法方面的拓展如税收政策的制定，向司法方面的拓展如税收行政复议等。税收立法数量偏少的基本原因就来源于当代法治发展的这个大背景。
税收政策代表的税收能动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由于税收行政工作变动性极大导致税收行政在本职上是依照自由裁量权而进行的自由裁量行政，在税收法律规定存在空白或者税收法律规定空间过大导致税收行政执法幅度过大时，由税收行政机关适时制定相关的税收政策作出相关规定或对税收法律的规定进行细化，就成为完善税收行政执法的客观需要。这时税收政策起着弥补税收法律空白的作用；税收法律规定不符合税收实际情况时，可以由税收政策在适当范围内作出某种变通以增加税收法律的可操作性，这时税收政策起着完善税收法律的作用；税收政策承担着调控国家经济发展政策的职能。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具有时期性、变动性，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经济发展状况不同，比如国家为了促进或限制某项产业的发展，就要制定不同的产业政策，而税收政策是基本的产业政策之一。国家给予某个产业税收优惠政策，该项产业的发展就会得到促进，相反国家对某个产业制定比较严肃的税收政策，该项产业的发展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限制。
三、约束与发展：税收法定主义与税收能动主义的矛盾运动
税收法律与税收政策各有其存在的空间和理由，两者有何关系？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法理上进行分析。在本质上，法律也是某项政策（只不过是具有长期性、基本性的政策），税收法律在本质上也是某项税收政策，因为税收法律也是国家关于税收的基本政策。但政策毕竟不等于法律，政策要成为法律，必须经过严格的立法程序，没有经过立法程序的政策还不是法律，法律在地位、层次上普遍要高于政策。在税收领域，税收政策在地位、层次上应该低于税收法律，从而税收政策不得不受税收法律的约束。也就是说，税收政策只能在税收法律的框架内作出规定。回归到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三权分立的层次上，其实质是税收行政权不能侵害税收立法权。行政机关的税收行政政策如果突破税收法律的规定，其实质就是税收行政机关的行政权侵入了税收行政立法的领域。这种情况在现代法治国家虽然难以避免，但必须严格控制。也就是说，税收行政权对立法机关的立法权的突破必须严格控制，税收行政机关随意突破立法权在现代法治国家是不允许的。
税收政策必须受税收法律约束，这个原则在我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导致税收领域存在比较严重的“政策重于法律”的状况。例如，几个税收法律在税收行政工作实践中时常会被国务院税收行政主管部门以某种形式作出变通，有时这种变通的主体甚至是地方税收行政执法机关。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需要加强税收法律的立法工作，尽力压缩税收行政执法机关变通的空间；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税收行政执法机关制定税收政策的约束和监管，如建立听证制度加强公众参与税收政策制定过程以及开展税收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保证税收行政权不随意超越税收立法权等。
税收政策受税收法律的约束，这说明税收能动主义受税收法定主义的排斥、限制，但并不意味着税收政策只能按部就班，此外不能有任何能动性。税收法定主义与税收能动主义是一对矛盾，具有相互排斥性但两者同时具有相互依赖、促进性。税收法律虽然具有相对稳定性，但税收法律也不应该是一成不变、永无变化的，法律的生命力在于符合法治实践，否则法律只能是落后于实践的陈腐规定，这样的法律肯定没有生命力。法律不能变动过于频繁，但政策的灵活性就可弥补法律的这个缺陷。税收政策通过完善税收法律规定增加税收法律的可操作性，同时为税收法律的变化提供方向和内容。税收政策的变化是量变，量变到积累一定程度最终导致税收法律的变动这一质变，税收法律变动后又通过税收政策的能动作用实现新一轮的矛盾运动。
为了保持法律鲜活的生命力，立法机关拥有的立法权力由此必须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在某种场合、某种程度上作出让步，这种让步不仅仅局限于上述“委任立法”的情况。但让步场合与让步空间的把握，本身是一项政策性十分强的工作，需要丰富的社会经验（善于处理立法与行政之间的关系）及熟练的驾驭税收行政宏观政策的能力，以保证税收政策既在最大程度上符合税收法律规定同时又适应不断变化的税收行政执法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