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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劳动争议案件中的几个程序问题
杨善明

　　近年来，一些法院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中遇到许多程序问题，由于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中对此没有明确规定，影响了案件的及时、正确处理。下面，我们就曾经接受过有关法院咨询的几个程序问题，作一些粗浅的分析，并提出一些不成熟的见解，期望能对一些法院和审判人员有所帮助。
一、关于应否受理当事人不服仲裁机构不予受理仲裁申请的决定的起诉问题
　　根据我国《劳动法》第79条、82条的规定，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一方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根据国务院发布的《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23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6个月内，以书面形式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超过6个月申请仲裁时效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受理。这就是说，当事人无论是因发生劳动争议还是因其权利受到侵害而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都要受法定时效的限制。超过法定的仲裁时效，而且又没有不可抗力原因或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就丧失了申请仲裁的权利。但在实际生活中，当事人超过60日或6个月法定仲裁时效而仍坚持要求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受理其仲裁申请的事例屡见不鲜。有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对超过法定仲裁时效的书面仲裁申请拒绝接受，更不想作出书面答复处理，当事人只得继续四处上访。有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虽然勉强接受了当事人这种超过法定仲裁时效的书面仲裁申请，但对劳动争议不作出实体处理，而仅从程序上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如北疆某市一家国有企业的职工王某，在该企业生产经营不景气、工资不能正常发放的情况下，外出做生意。后该企业不止一次通知王某回单位上班，但王某执意不回，单位即根据《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18条的规定，对王某作出了予以除名的决定。王某知道单位已将其除名后，没有在法定仲裁时效内申请仲裁。直至事发近一年后才回单位向仲裁机构提出书面仲裁申请。该仲裁机构以王某的仲裁申请已经超过法定时效为由，作出了“不予受理”的处理决定。王某因对该处理决定不服而向法院起诉。
　　王某的起诉，提出了一个值得研讨的问题，即当事人因不服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对其仲裁申请作出“不予受理”的仲裁决定而提出的起诉，法院是否应该受理。在最高法院去年年底召开的全国民事案件审判质量工作座谈会对此问题作出肯定性的回答之前，我区大多数的法院和审判人员对此问题持否定意见。直至今天，还有一些法院和审判人员由于不了解这次座谈会的精神，依然认为仲裁机构对于当事人的仲裁申请作出“不予受理”的仲裁决定，等于该劳动争议未经仲裁机构仲裁，当事人对此不服提出起诉，人民法院不应受理。根据我国《劳动法》和国务院发布的《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的规定，仲裁机构的仲裁是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前置程序；劳动争议未经仲裁，当事人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但是，当事人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并非要仲裁机构一定对劳动争议作出实质性处理才是仲裁，如果仲裁机构认为当事人提出仲裁申请已经超过法定时效而仅在程序上作出不予受理的处理，也应认为仲裁机构对劳动争议已经作出了仲裁，当事人不服该仲裁而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该受理。全国民事案件审判质量工作座谈会纪要中的有关内容就体现了这种精神，即为了使劳动争议能够及时有效地得到解决，对于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的通知或决定、裁定的，可视为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对该劳动争议已经作出处理，当事人对此处理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二、关于应否审理劳动者的反诉问题
　　根据我国《劳动法》第83条的规定，劳动争议当事人双方对仲裁裁决不服的，都可以在法定期间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样在实践中，就会出现如此情形，劳动者因利益受到侵害如工资被扣发而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仲裁，用人单位对仲裁裁决不服而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对该劳动者作出扣发工资的处理是正确的。这样劳动者在仲裁程序中是“原告”，而在诉讼程序中却成了被告，他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得不提出反诉，请求法院判令作为原告的用人单位给其偿付扣发的工资。被告的这种“反诉”是否属民事诉讼意义上的“反诉”，法院应否一并审理?对此审判人员也持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该劳动者的“反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不应将其“反诉”一并审理。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该劳动者的反诉基本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法院应该确认其“反诉”成立；如果法院不一并审理该劳动者的“反诉”，就无法了解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劳动争议。
　　笔者赞同后一种意见，其理由有三：1?劳动争议发生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一般是因为用人单位实施某种行政管理行为所引起的，就这一点来说，双方当事人的争议不属平等主体间的民事关系。但是一旦一方起诉，诉讼程序开始，他们的争议就成为了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审理这类民事案件，适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这就使被告一方提出反诉有了程序法上的根据，人民法院不审理这样的反诉请求于法无据。2?劳动争议民事案件的被告提出的反诉，基本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征。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所谓反诉，是指在已经开始的诉讼程序中，被告向本诉的原告提出的一种独立的反请求，目的是为了抵销或吞并本诉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中，该劳动者在本诉中是被告，而在反诉中是原告；该劳动者要求原告偿付扣发的工资的反诉请求，与作为用人单位的原告提出的请求法院确认其扣发工资的正确性的诉讼请求相互牵联又相互独立；该劳动者提出反诉请求的目的在于抵销、吞并原告所主张的民事权利，以使自己的反诉主张得以实现。由此可见，该劳动者所提出的反诉，符合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反诉特征，人民法院不确认其反诉成立，是没有道理的。3?劳动争议案件的当事人向法院起诉，虽然是因为对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的裁决不服，但按照最高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不应成为民事诉讼的被告，而且法院不能将劳动争议机构的裁决作为审查和审理的对象，而仍应将劳动争议的双方列为当事人，法院只能就双方争议的事实和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和裁判。这样，如果法院对被告的反诉请求不作一并审理，在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而被判决驳回的情况下，法院就无法在该案的判决中表明对被告原争议的权益主张给予支持，使受害方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切实的保护。相反，如果法院对被告的反诉请求作一并审理，就可以避免这种“尴尬”局面的出现。
三、关于当事人起诉后撤诉，另一方当事人能否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问题
　　司法实践中有这样的案例：某甲在劳动中因工伤事故致使人身受到伤害，要求用人单位某乙赔偿损失15000元，遭到拒绝后便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仲裁。该仲裁机构裁决某乙赔偿某甲因工伤事故受到的经济损失15000元，某乙不服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案在审理中，某乙提出撤回起诉的申请，并表示愿意给某甲偿付15000元赔偿费。法院裁定准许某乙撤回起诉。但时过一个多月，某乙并没有给某甲偿付赔偿费。期间，尽管某甲多次找某乙索要，仍无结果。无奈，某甲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对人民法院应否受理某甲的申请，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原仲裁裁决因某乙的起诉已经失去了效力，某甲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已经没有执行根据。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某乙起诉后又撤诉，使原仲裁裁决的效力得以恢复，某甲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非没有执行根据。我们认为后一种意见是可取的。
　　从理论上讲，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并非当然具有法律效力，只有在法定期限内当事人没有向法院起诉，该裁决才产生法律效力，当事人不自动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如果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起诉了，该裁决则不发生法律效力，在此情况下，仲裁裁决当然不能成为强制执行的根据。但如果原告在诉讼中申请人民法院撤回起诉，并得到了法院裁定准许，这就表明原告主动放弃起诉权，愿意接受仲裁机构的裁决，在此情况下，原仲裁裁决发生了法律效力，应该成为另一方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根据。某乙起诉后又撤回起诉，使仲裁裁决产生法律效力，在某乙拒绝履行仲裁裁决所确定的赔偿义务的情况下，某甲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人民法院应该受理，并应以仲裁裁决为根据，强制执行某乙的财产。
四、关于劳动者因劳动报酬或人身损害与用人单位发生纠纷未经仲裁即起诉法院应否受理的问题
　　审判实践中，有一些与“劳动”有关的纠纷未经仲裁当事人即向法院起诉。如打工仔某甲临时受雇于某乙单位，为该单位干清除垃圾、砌围墙等杂活20多天。因为事先双方没有就报酬订立书面合同，到完工时，某乙单位给某甲付劳动报酬时双方发生纠纷，某甲便向法院起诉。再如：黄某为某私营加工厂做工，在操作机器时一只手被砸伤致残，双方因赔偿问题发生纠纷，黄某未申请仲裁机构仲裁即直接向法院起诉。法院应否受理上述某甲和黄某的起诉?审判人员持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不该受理，理由是该纠纷未经仲裁程序；另一种意见认为可以受理，理由是这类纠纷属于传统的民事劳动报酬、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范畴，法院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有关条款的规定予以受理。我们认为后一种意见比较合理，且有利于保护受害者、弱者的合法权益。
　　如前所述，根据我国《劳动法》的规定，劳动争议必须经过仲裁机构仲裁后当事人才可以向法院起诉。这是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应该坚持的一条原则。但是，有一些与劳动有关的纠纷，如本文所举的两例纠纷从严格意义上说不属“劳动争议”，而属一般劳动报酬纠纷和受雇人在为雇主从事劳动中发生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这类纠纷的当事人，即使事先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仲裁机构一般也会以双方没有订立劳动合同或不属劳动争议为由拒绝受理。如果法院对这类与劳动有关的纠纷，也坚持仲裁前置程序，就会使受害人告状无门，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的及时保护。不言而喻，在这类纠纷中从事劳务者不仅总是受害人，而且往往处于弱者的地位，他们因索要劳动报酬或人身损害赔偿费直接向法院起诉，法院可以按照一般民事纠纷案件予以受理。这样做并不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而且有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体现法律保护受害者和弱者利益的正义性，也有利于及时化解纠纷、化解矛盾，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
　　(作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情事变更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宋君


　　新《合同法》没有规定情事变更制度并不等于情事变更的问题就不会出现，当合同在履行过程中遇上情事变更产生纠纷时，仍需要法院作出处理，这就存在新《合同法》下如何解决合同情事变更的问题。
　　（一）能否类推适用不可抗力与显失公平
　　有学者主张《合同法》施行后涉及情事变更的问题可以类推适用不可抗力和显失公平的规定处理10，笔者认为这是错误的。
　　首先，类推适用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而在我国所有法律条文中仅有旧《刑法》（1979）对此有明确规定，除此之外别无踪迹。从世界各国看，类推适用由于与现代法治精神相违背而逐渐走向穷途末路，我国新《刑法》（1997）也废除了类推制度。所以，类推适用的方法既无法律依据，亦不符合法学发展趋势。
　　其次，情事变更与不可抗力、显失公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这一不可逾越的鸿沟决定了类推适用是行不通的。
　　1、情事变更与不可抗力
　　如前所述，尽管不可抗力与情事变更制度有较大的相同之处，但是二者在客观表现、对合同的影响程度、功能作用、权利性质、适用范围、诉讼时效的中止等方面还是有着重大的区别的。（详见四、错位的“合同目的落空” 3、情事变更与不可抗力）
　　2、情事变更与显失公平
　　显失公平是指对一方当事人明显有利而对另一方当事人重大不利。11我国《民法通则》第59条规定了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是一种可撤销民事行为，新《合同法》第54条规定了显失公平的合同是一种可撤消合同。
　　显失公平制度与情事变更制度最大的相同点是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的严重失衡，都可能导致合同的变更或消灭，而且赋予当事人的权利性质都是请求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2条：“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从这可以看出，显失公平制度与情事变更制度有以下几点区别：
　　（1）利益失衡的原因不同。显失公平制度下利益失衡的原因是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对方没有经验，这是一种主观过错，在合同订立时意思表示就存在瑕疵，严格来讲并未形成合意。情事变更制度下利益失衡的原因是不可归责、不可预料的事变，双方对此并无过错，合同订立时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并未存在瑕疵。
　　（2）发生的时间不同。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是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对方没有经验的基础上成立的，因此行为成立之时显失公平就已经存在了。情事变更的发生，则是在合同成立之后、履行完毕之前。
　　（3）当事人心态不同。显失公平是一方在订立合同时就意识到，并且努力追求这种结果的发生。情事变更则是当事人无法预见的，也不是他所追求的，当事人在合同成立时所要的只是合同顺利履行的合理收益。
　　（4）法律后果不完全一样。显失公平可能导致合同的变更或撤销，情事变更可能导致合同的变更或解除。撤销和解除是有区别的：合同被撤销的，从合同成立时起无效；合同被解除的，从解除时起无效。这种法律效果的差异，学者们分别称之为“向前无效”和“向后无效”。
　　（5）请求时限不同。对于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当事人请求变更或撤销的时限为自行为成立时起一年。受情事变更影响的合同当事人请求变更或解除的时限为合同关系存续期间。这就是说，合同关系结束后当事人仍有可能依显失公平请求变更或撤销，合同成立时起一年后当事人也有可能依情事变更请求变更或解除。
　　从上述比较可以看出，尽管情事变更与不可抗力、显失公平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它们之间存在的区别是不可忽略的，所以不具备“类推适用”的基础。
（二）应以公平原则为处理依据
我国学者在谈论情事变更制度的上位概念时，有人认为是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12也有人认为是公平原则和等价有偿原则,13更多的人认为是诚信原则。14
　　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公平和正义是作为法律精神和目标追求之所在，而不是作为一项法律原则规定下来的。在其民法中，只有诚信原则而无公平原则之规定，有关公平的内容被归入诚信原则之内，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诚信原则的核心就是实质公平。于是，诚信原则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都成了法律的最高原则，甚至被奉为“帝王条款，君临全法域之基本原则。”15诚信原则也就成了补充一切法律漏洞的“灵丹妙药”，一切法律规定所不及之问题，均可援引诚信原则予以解决。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当出现情事变更问题而现有法律对此没有具体规定时，学者就主张以诚信原则来填补这个法律漏洞，诚信原则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情事变更制度的上位概念。我国学者在研究情事变更理论时，借鉴了国外的现有成果，并将它直接引入移植，这就是我国大部分学者将诚信原则作为情事变更制度的上位概念的主要原因。
应该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将诚信原则作为情事变更制度的上位概念是正确的归位，是不可指责的，但它并不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在这里，公平不再仅仅是法律的精神和目标，而是作为一项民法基本原则被确定下来，这是我国独特的做法。新《合同法》第5条和第6条也分别规定了合同法中的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这就产生了诚信原则与公平原则、等价有偿原则的分工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应该依据我国的法律实践，对情事变更制度重新定位，将公平原则作为其上位概念，理由如下：
　　等价有偿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在从事移转财产等民事活动中，要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进行等价交换，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诚信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时应该诚实、守信用。公平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应本着公平的观念从事民事活动，正当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在民事活动中兼顾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16三者所包括的内容不一样，等价有偿原则具体表现为：（1）权利义务的对等性；（2）价值的相当性；（3）损害补偿以等同价值为限。17诚信原则具体表现为：（1）不为欺诈；（2）恪守信用，尊重交易习惯；（3）不得规避法律，曲解合同；（4）正当竞争；（5）不得滥用权利。18公平原则具体表现为：（1）机会同等；（2）权利义务相对应；（3）公平责任；（4）兼顾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19合同法上的情事变更制度，是合同成立之时，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对等且价值相当，符合等价有偿原则，根据诚信原则，双方对此真实、一致的意思表示本应恪守信用，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但由于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了情事变更，如维持合同原有效力，将导致双方利益关系的严重失衡，有悖于公平原则，因此为尊重受不利影响的一方当事人和合法利益，法律允许对合同进行变更或解除，以消除其不公平结果。所以，从三者的分工来看，情事变更制度的主要依据是公平原则。
　　当然，把公平原则作为情事变更制度的上位概念，并不意味着情事变更制度与等价有偿原则及诚信原则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公平原则本身就与等价有偿原则及诚信原则有着密切关系。等价有偿原则主要是就客观上经济价值的相当性而言，诚信原则主要是就主观上道德观念的善意性而言，公平原则兼而有之，所谓公平无非就是从社会正义角度来评价经济利益上的公正、合理。可以说，以公平原则为依据来处理情事变更问题就包含这两方面的考虑，因为在情事变更后仍维持原有合同关系，一方面是破坏了利益关系的等价性，导致双方权利义务对等性的丧失；另一方面是漠视对方当事人的利益，导致一方当事人权利滥用的道德恶意。但是，设立情事变更制度的目的，既不是为了指责合同中双方权利义务的不对等性(因为双方对这种变化不可预料)，也不是为了谴责当事人权利滥用的主观恶意(因为双方对这种变化均无过错)，而是为了消除情事变更导致的不公平后果，恢复双方利益均衡,这才是情事变更制度的宗旨所在。基于这点考虑，笔者主张应以公平原则作为情事变更制度的上位概念。
　　法律原则是法律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在法律实施上具有重要作用：第一，指导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第二，补充法律漏洞，强化法律的调控能力；第三，限定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范围。20论证公平原则是情事变更制度的上位概念，意义在于公平原则不仅是情事变更制度的理论基础，也是情事变更制度的法律依据，当法律在情事变更问题上产生“法律不足”现象时，可以直接依据公平原则作出处理。因此，笔者认为：在新《合同法》施行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遇到情事变更问题产生纠纷时，法院可以依据《民法通则》第4条和《合同法》第5条规定的公平原则作出处理。至于是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应由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作出判决。但是，情事变更最主要的特征是导致合同履行艰难而非履行不能，基于合同法鼓励交易的精神，应以变更合同恢复双方当事人利益平衡促使合同继续履行为第一选择，只有合同的继续履行已经变得没有意义或者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解除合同时，才考虑作出解除合同的判决。